关于加强多色复印机进口管理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54:02 浏览: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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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多色复印机进口管理的通知
关于加强多色复印机进口管理的通知
国家经贸委、公安部、海关总署
各地区、部门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广东海关分署、各直属海关：
根据《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防止利用多色复印机（双色以上，不含双色）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现将多色复印机的进口管理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1996年1月1日起，凡进口多色复印机（商品编码见附件），除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及其他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外国驻华机构自带、进口自用外，不论何种外汇来源、进口渠道、贸易方式，一律须经公安机关审核，由各地区、部门机电产品进口
办公室办理进口登记手续。
二、申请进口多色复印机的单位须经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批准，办理多色复印机准许购置证明，并按行政隶属关系，向地区、部门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领取并填写《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一式两份），申请登记。
三、各地区、部门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对《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进行审核，其申请内容与公安机关证明相符的，给予办理进口登记手续。海关凭各地区、部门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签发的《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验放。
四、多色复印机进口登记表的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到货物报关日期止）为一年。如在有效期内有合理原因没有到货的，进口单位可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延期，一般只允许延期一次。办理延期须加盖“机电产品进口专用章”。
五、在多色复印机进口登记表有效期内，进口单位如需更改产品的规格型号、数量或金额（实际用汇额超过登记用汇额的10％）的，须征得原签发购置证明的公安机关同意后，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更改，并加盖“机电产品进口专用章”。
六、多色复印机进口后，进口单位须在到货后20日内到原发证公安机关进行备案登记。
七、进口多色复印机，在取得公安机关的准许购置证明和地区或部门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的《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前，进口单位或外贸、工贸公司一律不得对外签订多色复印机进口合同或有约束力的协议。对无证进口多色复印机和进口后不按规定备案的，一经查出，由海关和公安机
关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八、伪造或擅自涂改、倒卖、转让多色复印机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的，由海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多色复印机商品编码（税则号）
1、多色静电感光复印设备（直接法） 90091110
2、多色静电感光复印设备（间接法） 90091210
3、多色带有光学系统的其他感光复印设备 90092110
4、多色接触式感光复印设备 90092210
5、多色热敏式复印设备 90093010
199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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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口供之必取是支撑我国“符合说”之证明标准理论成立的关键。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之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将面临转型。对于那些被追诉者不予供述的案件，应当实行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对于那些被追诉者自愿供述的案件，可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
财教[2011]4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精神，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入园难”问题，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取得长足发展，普及程度逐步提高。但是学前教育仍是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短缺、投入不足，师资队伍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发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各地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和重大的民生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抓紧抓好。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责。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积极配合教育等部门，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综合改革，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幼儿和家长提供方便就近、灵活多样、多种层次的学前教育服务，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二、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要求，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形成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格局。建立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投资办园、捐资助园，多渠道筹措学前教育资金，多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二）地方为主，中央奖补。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研究制定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央财政根据地方工作开展情况，主要采取奖补方式，支持地方学前教育发展。
（三）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勤俭节约，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学前教育发展模式，根据客观需求合理规划建设改造规模，不搞“一刀切”，做到速度与质量、规模与内涵相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学前教育发展；坚决防止不顾条件、大干快上、搞豪华建设，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和产生新的债务。各地要对城市和农村不同类型幼儿园提出分类支持政策，把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工作重点。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四）立足长远，创新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经费投入及使用管理机制，以投入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整体推进学前教育在办园、收费、管理、用人和提高保教质量等方面的改革。注重经费使用绩效，建立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机制，形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合力。
三、当前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
为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各地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统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幼儿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资助制度。为支持和引导地方加快发展学前教育，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当前中央财政重点支持以下4大类7个重点项目。
（一）支持中西部农村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简称“校舍改建类”项目）。
1.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从2011年开始，用3年时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选择农村闲置校舍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改建成幼儿园，保证园舍的安全，配备必要的玩教具、保教和生活设施设备等。中央财政按照拟改建的闲置校舍面积、新增入园幼儿数和每平方米500元的测算标准，分地区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西部地区，中央补助80%；中部地区，中央补助60%；东部困难地区，中央分省确定补助比例。
2.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从2011年起，用3年时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依托当地农村小学或教学点现有富余校舍资源，增设附属幼儿园，进行功能改造，配备必要的玩教具、保教和生活设施设备等，满足基本办园需要。中央财政按照每班5万元的标准对增设附属幼儿园予以一次性补助。
3.开展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从2011年起，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省份可自行申报试点，从农村幼儿园教师、大中专毕业生或幼儿师范毕业生中招聘巡回支教志愿者，依托乡村幼儿园等可用资源，对偏远地区适龄儿童和家长提供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巡回指导。中央财政对巡回支教志愿者在岗期间的工作生活补贴以及参加社会保险等费用给予补助。其中：西部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5万元，中部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东部困难地区每人每年补助0.5万元；对新设立的巡回支教点一次性补助1.5万元。
（二）鼓励社会参与、多渠道多形式举办幼儿园（简称“综合奖补类”项目）。
1.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各地要制定优惠政策，通过保证合理用地、减免税费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民办幼儿园；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低收费服务。中央财政安排“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奖补资金”，根据各地扶持普惠性、低收费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工作实绩给予奖补。
2.鼓励城市多渠道多形式办园和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各地对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城市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低收费学前教育服务的，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按照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普惠性幼儿园为主的原则，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问题。中央财政视地方工作情况给予奖补。
（三）实施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幼师培训类”项目）。
从2011年起，将中西部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引导地方科学制定幼儿教师培训规划，创新培训模式，完善培训体系，全面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四）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简称“幼儿资助类”项目）。
按照“地方先行、中央补助”的原则，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由地方结合实际先行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园给予资助。中央财政视地方工作情况给予奖补。
以上各类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由财政部、教育部另行制定印发。
四、中央专项资金的管理
（一）先有规划，后有支持。规划布局是财政投入政策的基础。各地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适龄人口变化趋势，科学制定幼儿园建设布点布局和发展规划，从源头上避免重复和浪费。各地要优先利用闲置校舍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改建幼儿园，科学制定2011-2015年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具体包括：学前教育基本情况和闲置校舍状况、发展目标及年度任务、主要政策措施、资金筹措方案、具体保障措施等内容（参照附件1、附件2格式）。
（二）科学分配，目标管理。中央财政按照上述支持政策、4大类项目特点以及具备的条件，采取因素法等方式分配资金，对地方实行目标管理。对“校舍改建类”和“幼师培训类”项目，中央财政分别按照地方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幼儿教师人数等因素先行下达预算控制数，由各地按照预算控制数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报财政部、教育部同意后实施。对“综合奖补类”和“幼儿资助类”项目，由各地先行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根据实施效果予以奖补。项目结束年度，中央财政再安排一定资金，结合监督考核情况，对工作开展较好、努力程度较高、实现普及目标的省份，给予奖励。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学前教育发展实际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适时调整各大类项目的支持内容和投入结构。
（三）集中申报，分类使用。中央专项资金对地方实行集中申报、分类使用。省级财政、教育部门是各类项目的申报主体、审核主体、管理主体。2011年，各地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和2011年度各类项目实施计划、“综合奖补类”资金申请文件于9月底前上报财政部、教育部。以后年度，各类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和“综合奖补类”资金申请文件于每年3月底前上报财政部、教育部。
各地在安排4大类中央专项资金时，原则上要按照计划使用。执行中如遇特殊事项，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同类项目内部调剂使用，但不得跨类别调整项目资金。
五、推进改革，强化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一）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制定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制度，加强民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完善备案程序，加强分类指导。幼儿园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加强收费监管，坚决查处乱收费。
深化幼儿园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用人机制，健全幼儿教师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切实维护幼儿教师权益。
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制度，完善和落实幼儿园年检制度。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强化对各类幼儿园保教质量的监督和指导，建立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测体系。
（二）加强精细化管理。
建立信息管理系统。2011年12月底前，教育部牵头建立幼儿园信息管理系统，全面掌握幼儿学籍，教师的数量、资质、待遇，办园条件等方面的情况，并定期更新维护，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为日常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
研究制定幼儿园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幼儿园财务管理，健全内控制度。对公办幼儿园和接受政府经常性资助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开幼儿园师资、入园幼儿数和经费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幼儿园资产管理制度。对公办幼儿园的国有资产，按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和地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办法进行管理。对社会力量利用国有资产开办幼儿园的，应明确产权，建立相应的资产管理制度。
（三）建立监督考核机制。
各省（区、市）财政、教育部门要建立督促检查、考核奖惩和问责机制，确保发展学前教育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建立资金“谁使用、谁负责”的制度，对经费安排使用、项目进展、政策效果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对违法违纪行为要依法追究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责任。要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为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中央有关部门要建立监督考核机制，教育部及国家教育督导团以省级教育部门为考核对象，重点考核各地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情况，对未能如期完成目标的省份，加强督导和问责；财政部以省级财政部门为考核对象，重点考核中央财政4大类项目资金落实、项目进展和项目绩效情况，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中央专项资金的，中央财政按违纪金额双倍扣减其下一年度专项资金。
（四）加大宣传工作力度。
各地要将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宣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订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支持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 XX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2011-2015年）
2.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基本情况表
财政部 教育部
二O一一年九月五日
附件1：
XX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学前教育
资源规划（2011-2015年）
（文本格式供省级教育、财政部门参考）
一、现状分析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摸清本地区现有学前教育规模和布局、现有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和发展需求，以及农村闲置校舍现状及可供利用的情况，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发展目标及建设任务
（一）发展目标。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适龄幼儿规模等情况，提出本地区规划总体目标。分析项目建设期末本地学前教育发展规模、毛入学率等指标情况，以及受益幼儿园、幼儿数量等建设预期效益。
（二）建设任务。围绕发展目标提出解决“入园难”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拟新建幼儿园数量、改建幼儿园数量、增设附属幼儿园数、巡回支教点数、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数、普惠性集体部门办园数，以及各项措施拟解决的入园人数等。
三、资金筹措和进度安排
（一）资金筹措。规划投资总体需求和分年度投资需求。
（二）进度安排。列出2011-2015年分年度建设计划和项目安排（含2011-2013年校舍改建类项目）。
四、保障措施
提出组织领导、监督检查的措施，并制定规划执行、资金使用、项目管理、评估验收等相关制度。
五、项目方案
请按附表填写。
一、“客观真实说”与口供之关系
在我国传统证明理论领域，“客观真实说”居统治地位。近年来虽有观点挑战此说，却未根本动摇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支配地位。“客观真实说”的经典表述是：“刑事证明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达到诉讼（案件）客观真实，即指公安司法人员在诉讼中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要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1]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事实”：一是公安司法人员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一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诉讼活动的任务就是要达到这两个“事实”完全符合。如果这两个“事实”不符，案件就不能终结，或者需补充侦查，或者会久拖不决。一言以蔽之，“客观真实说”的实质是“符合说”。
一般来讲，对于现存的两个事物，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比对，判断其是否相符。譬如，每个公民都有身份证，有关部门只要查验身份证并将其所附照片与本人进行比对，就能确定“我”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对于已经过世的前人，我们只能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确定其长相如何，却不能用比对的方法来判断其长相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已逝事物的真实性的判断，只能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而不能依赖所谓的“符合说”来确定其真伪。换言之，“符合说”不适用于对已逝事物或者事实的判断。
那么，按照“符合说”理论，所谓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在哪里？事实上，所谓“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发生过但已经消失的事实。恰如历史事实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难以重现的事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事实是一过性的，过去了，不会重演，所谓‘复原历史事实’，其实是用证据和推理构建‘关于事实的知识’。”“譬如一个反应司法无能的电影，它先已告诉你事实明明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法庭是判错了；但是历史考证上没有这样的便宜，那个‘明明’的事实，在历史考证上恰恰是最为‘暗暗’。人们常说‘认识要与事实相符’，但必须两个东西都在明处，才能看他们是否‘相符’；若‘事实’本身在暗处，又如何判断关于这个事实的多项知识中哪一项与其‘相符’呢？”[2]正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不会重演，所以汤因比才说，“历史学家经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让人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些沿着道路堆积的事实。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产生相当的程度作用。历史的事实绝非存在于人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3]
显然，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案件事实，办案人员不可能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面前，将其与自己判断得出的事实进行比对，看其二者是否符合，而只能在证据基础上，形成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即可确信其真实地发生过；如果证据不确实或者不充分，我们只能存疑待之，而不能得出任何结论。
然而，多年来人们为什么对“符合说”深信不疑？这与口供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具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正是口供的必取，支撑了“符合说”的成立。只有真正理解了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符合说”的实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被追诉者的口供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属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其并不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特殊法律效力，甚至立法还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事实上，口供却具有高于其他六种证据的法律效力，在办案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办案必须拿下口供，否则侦查一般不能终结。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中，第一条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位列其他侦查措施之首。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为拿下口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恩威并用。相比之下，其他证据种类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口供常常是鉴别其他证据“真伪”的标尺，从而对其他证据种类具有统帅、整合作用，[4]其他证据则处于从属地位。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与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者才会被采纳附卷，不一致者要么隐匿不用，要么做必要“加工”，使之与口供一致。再次，口供是有罪判决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尽管法院的判决书几乎很少说理，也很少对证据的采信及运用进行论证，但判决书中一般都会写“该犯（一直）供认不讳”，或者即使庭审中被告人翻供，也会写上“有书面供述在卷”等，以此说明判决的真实性。可以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口供既是证据，又高于证据；既是证据，又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事实。
口供地位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有二：一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历史影响远未清除。在历史上，无论中西，口供都曾经占有至高无上地位。在欧洲，口供曾被称为“证据之王”，是最完善的证据，有此证据即可定案。[5]在我国古代，实行“定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口供裁判主义。受此影响，在我国实践中，取得口供就等同于破案。而没有拿下口供，即使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般也不能结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公安司法人员普遍意识里，口供就是事实，口供就是真相。有了口供就等于有了“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如果缺乏口供，就相当于缺少“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符合说”也就不能成立，案件就会陷入僵局。
由此，只有在被追诉者必须开口供述的司法体制下，“符合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在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的司法体制中，“符合说”是不适用的。
二、沉默权之确立与“自由心证”之作用机理
自人类司法产生以来，追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刑事诉讼的目标。然而，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人类认识能力不同，确定事实真相的标准也不同。在遥远的古代，人们认为真相难逃神的眼睛，神谕的结果就是真相。[6]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真相存在于被告人的口中。在英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前，“排除合理疑问”的证明标准尚未完全确立，任何疑问都需要被告人开口才能澄清。[7]贝卡利亚也认为，“审查犯人是为了了解真相。”[8]司法人员为取得口供，残酷的刑讯是必需的，因此，一部以口供为中心的司法史，就是一部拷问史。
不可否认，真实的口供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两点因素使口供中心主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是由于种种原因，口供常常偏离事实而失真；二是强迫被追诉者供述不符合现代司法文明与人道精神。在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后，司法官员再也不能从口供中求得事实真相。而只能依赖证据来还原事实真相，判断真相的证明标准过渡到了“自由心证”时代。那么，“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案件真相在哪里？就在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信念中。这一信念就在办案人员的心中。
沉默权之赋予标志着人类司法进入了以人权保障为特征的文明时代。但同时沉默权制度也客观上增加了办案人员定案的难度。因为被追诉者开口坦白总是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而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只能以收集到的证据来确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口供中心主义时代，案件认定得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供的真实与否，而在自由心证时代，案件认定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法官心证的客观与否。因为法官的心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己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而“既有主观，就不免有主观主义的可能。”[9]所以“自由心证”制度的全部证据规则和诉讼程序的着眼点，均在于防止法官的主观臆断，尽量保证其判决的客观性。为此，在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其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基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证据裁判原则，即案件事实只能从办案人员对证据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得来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国家几乎都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强调裁判案件事实依靠证据，不再认可口供在裁判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其《改定律例》第318条规定：“凡定罪均须根据口供状”。到1873年将此条改为：“凡定罪均须根据证据”。在目前的日本，即使在那些被告人放弃沉默权而做出有罪供述的案件中，也要取得必需的证据，实行口供补强原则，而不认可口供具有作为定案的唯一证据的效力。
为保证证据裁判原则得到贯彻，许多国家还同时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判决理由公开制度等，以便当事人、社会大众以及上级法院对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进行监督。正如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官应当在判决中对其内心确信作出表述，用诉讼案卷与庭审辩论中向其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来证明其内心确信是正确的。没有说明理由的裁判决定（判决），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的裁判决定，或者包含有相互矛盾之理由的裁判决定，均将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10]
（二）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多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领域实行
拿体育比赛来说，在跳水、体操等主观色彩浓厚的体育比赛项目中，都实行多数裁判主体原则；而在一些客观性较强的项目如跳高、跳远等项目中，往往有一名裁判即可。在诉讼活动中，古代的口供裁判主义下由于实行拷问和“罪从供定”原则，只要取得口供即可定案，一个法官即可完成此项任务，因为被告人是否做出供述，一个人即可做出判断。但是，在实行自由心证后，由于缺少了口供，法官必须按照其他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做出判断，这无疑比依靠口供定罪的做法要困难得多。为了防止一个法官可能出现的主观臆断，实行自由心证的国家同时实行多数法官裁判的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并且要求法官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以保证判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知识是要求得到共同赞同的知识，全然不同于‘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看法。”[11]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客观性”与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有所不同。我国传统上认为的“客观性”，是指与主观性完全对立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或者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此处所谓“客观性”，是指与人的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一种“客观性”，其并不完全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也不与主观性相对立。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过程中的、不能脱离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性。比如，要求人的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证据；认识主体要中立、公正，具有自主性；认识结论要符合人类的一般经验与常识，能够获得同行的认可，从而获得共识。这种“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客观性，而不是绝对的客观性。“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具有更多的先验性，较少的相对性不同，有限的客观性是法律——或者任何解释性活动所能追求的唯一一种客观性，也是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客观性。”[12]
在裁判活动中，这种“客观性”表现为认识主体达成的“共识”，即复合裁判主体原则。其要求有二：一是裁判主体应当有多个，而不是一个或寥寥数个；二是判决要求裁判全体一致或者绝对多数通过，而不是简单多数通过。比如，在美国，刑事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一般刑事案件要求裁决的投票结果达到9票以上，死刑案件则要求全票同意，且要求12名陪审员都要投票。在法国重罪案件审判中，凡是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一审时最少需要12名法官和陪审员中的8人投赞成票，而上诉审时则需要10票赞成。表决中空白票或无效票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票数计算。我国香港的陪审团由7人组成，做出有罪判决最低要求5人同意，在废除死刑前，对于死刑的有罪判决必须是7人全体同意。
（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复合主体
裁判原则并不能当然保证裁判的客观性，因为如果证据本身充满了主观随意性，裁判的结果仍然意味着主观臆断
为保证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都实行严格的证据调查程序，这就是法庭审理的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以法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言词原则要求对证据的提出和质证都要在法官面前以口头方式进行，否则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的亲历性与证据的原始性，禁止以控诉方提交的书面案卷材料作为裁判的依据，因为“朗读侦讯笔录不仅违反实质的直接性原则，而且从真实发现的角度而言，并未接受诘问检验的侦讯笔录，其记载往往断简残篇、不一而足，单单由朗读侦讯笔录，根本难以还原证人当初陈述时的氛围，潜藏郢书燕说的危险，法院难以形成对抗侦讯官员的印象与心证之裁判基础。”[13]
直接言词原则还可引申出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并进一步要求裁判者具有独立自主性。集中审判原则要求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进行，不得间断，直到法庭做出裁判为止。而在场原则要求从事法庭审理的法官必须始终在场，不得中途更换。只有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和在场原则，庭审中的证据才能发挥对案件事实的决定作用，而只有裁判者独立自主，也才能最终保证法官的心证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自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只有在不受非科学家的干预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4]这种独立自主性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也适用于对事实的认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之转型
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
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
财教[2011]4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精神，进一步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入园难”问题，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取得长足发展，普及程度逐步提高。但是学前教育仍是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短缺、投入不足，师资队伍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发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各地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和重大的民生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抓紧抓好。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责。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积极配合教育等部门，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综合改革，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幼儿和家长提供方便就近、灵活多样、多种层次的学前教育服务，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二、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坚持政府主导，按照“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要求，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形成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格局。建立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投资办园、捐资助园，多渠道筹措学前教育资金，多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二）地方为主，中央奖补。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研究制定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央财政根据地方工作开展情况，主要采取奖补方式，支持地方学前教育发展。
（三）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渐进、勤俭节约，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学前教育发展模式，根据客观需求合理规划建设改造规模，不搞“一刀切”，做到速度与质量、规模与内涵相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学前教育发展；坚决防止不顾条件、大干快上、搞豪华建设，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和产生新的债务。各地要对城市和农村不同类型幼儿园提出分类支持政策，把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作为工作重点。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四）立足长远，创新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经费投入及使用管理机制，以投入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整体推进学前教育在办园、收费、管理、用人和提高保教质量等方面的改革。注重经费使用绩效，建立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机制，形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合力。
三、当前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工作
为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各地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统筹城乡学前教育发展，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幼儿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资助制度。为支持和引导地方加快发展学前教育，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当前中央财政重点支持以下4大类7个重点项目。
（一）支持中西部农村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简称“校舍改建类”项目）。
1.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从2011年开始，用3年时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选择农村闲置校舍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改建成幼儿园，保证园舍的安全，配备必要的玩教具、保教和生活设施设备等。中央财政按照拟改建的闲置校舍面积、新增入园幼儿数和每平方米500元的测算标准，分地区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西部地区，中央补助80%；中部地区，中央补助60%；东部困难地区，中央分省确定补助比例。
2.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从2011年起，用3年时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依托当地农村小学或教学点现有富余校舍资源，增设附属幼儿园，进行功能改造，配备必要的玩教具、保教和生活设施设备等，满足基本办园需要。中央财政按照每班5万元的标准对增设附属幼儿园予以一次性补助。
3.开展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从2011年起，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省份可自行申报试点，从农村幼儿园教师、大中专毕业生或幼儿师范毕业生中招聘巡回支教志愿者，依托乡村幼儿园等可用资源，对偏远地区适龄儿童和家长提供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巡回指导。中央财政对巡回支教志愿者在岗期间的工作生活补贴以及参加社会保险等费用给予补助。其中：西部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5万元，中部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东部困难地区每人每年补助0.5万元；对新设立的巡回支教点一次性补助1.5万元。
（二）鼓励社会参与、多渠道多形式举办幼儿园（简称“综合奖补类”项目）。
1.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各地要制定优惠政策，通过保证合理用地、减免税费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民办幼儿园；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低收费服务。中央财政安排“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奖补资金”，根据各地扶持普惠性、低收费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工作实绩给予奖补。
2.鼓励城市多渠道多形式办园和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各地对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城市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低收费学前教育服务的，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按照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普惠性幼儿园为主的原则，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问题。中央财政视地方工作情况给予奖补。
（三）实施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幼师培训类”项目）。
从2011年起，将中西部地区农村幼儿教师培训纳入“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引导地方科学制定幼儿教师培训规划，创新培训模式，完善培训体系，全面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四）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简称“幼儿资助类”项目）。
按照“地方先行、中央补助”的原则，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由地方结合实际先行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入园给予资助。中央财政视地方工作情况给予奖补。
以上各类项目具体实施方案，由财政部、教育部另行制定印发。
四、中央专项资金的管理
（一）先有规划，后有支持。规划布局是财政投入政策的基础。各地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适龄人口变化趋势，科学制定幼儿园建设布点布局和发展规划，从源头上避免重复和浪费。各地要优先利用闲置校舍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改建幼儿园，科学制定2011-2015年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具体包括：学前教育基本情况和闲置校舍状况、发展目标及年度任务、主要政策措施、资金筹措方案、具体保障措施等内容（参照附件1、附件2格式）。
（二）科学分配，目标管理。中央财政按照上述支持政策、4大类项目特点以及具备的条件，采取因素法等方式分配资金，对地方实行目标管理。对“校舍改建类”和“幼师培训类”项目，中央财政分别按照地方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幼儿教师人数等因素先行下达预算控制数，由各地按照预算控制数编制年度实施计划，报财政部、教育部同意后实施。对“综合奖补类”和“幼儿资助类”项目，由各地先行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根据实施效果予以奖补。项目结束年度，中央财政再安排一定资金，结合监督考核情况，对工作开展较好、努力程度较高、实现普及目标的省份，给予奖励。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中央财政根据各地学前教育发展实际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适时调整各大类项目的支持内容和投入结构。
（三）集中申报，分类使用。中央专项资金对地方实行集中申报、分类使用。省级财政、教育部门是各类项目的申报主体、审核主体、管理主体。2011年，各地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和2011年度各类项目实施计划、“综合奖补类”资金申请文件于9月底前上报财政部、教育部。以后年度，各类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和“综合奖补类”资金申请文件于每年3月底前上报财政部、教育部。
各地在安排4大类中央专项资金时，原则上要按照计划使用。执行中如遇特殊事项，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同类项目内部调剂使用，但不得跨类别调整项目资金。
五、推进改革，强化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一）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制定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制度，加强民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完善备案程序，加强分类指导。幼儿园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加强收费监管，坚决查处乱收费。
深化幼儿园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用人机制，健全幼儿教师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切实维护幼儿教师权益。
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制度，完善和落实幼儿园年检制度。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强化对各类幼儿园保教质量的监督和指导，建立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测体系。
（二）加强精细化管理。
建立信息管理系统。2011年12月底前，教育部牵头建立幼儿园信息管理系统，全面掌握幼儿学籍，教师的数量、资质、待遇，办园条件等方面的情况，并定期更新维护，确保信息真实、可靠，为日常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服务。
研究制定幼儿园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幼儿园财务管理，健全内控制度。对公办幼儿园和接受政府经常性资助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财务公开，定期公开幼儿园师资、入园幼儿数和经费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幼儿园资产管理制度。对公办幼儿园的国有资产，按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和地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办法进行管理。对社会力量利用国有资产开办幼儿园的，应明确产权，建立相应的资产管理制度。
（三）建立监督考核机制。
各省（区、市）财政、教育部门要建立督促检查、考核奖惩和问责机制，确保发展学前教育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建立资金“谁使用、谁负责”的制度，对经费安排使用、项目进展、政策效果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对违法违纪行为要依法追究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责任。要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为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中央有关部门要建立监督考核机制，教育部及国家教育督导团以省级教育部门为考核对象，重点考核各地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情况，对未能如期完成目标的省份，加强督导和问责；财政部以省级财政部门为考核对象，重点考核中央财政4大类项目资金落实、项目进展和项目绩效情况，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中央专项资金的，中央财政按违纪金额双倍扣减其下一年度专项资金。
（四）加大宣传工作力度。
各地要将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宣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订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支持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 XX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2011-2015年）
2.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规划基本情况表
财政部 教育部
二O一一年九月五日
附件1：
XX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学前教育
资源规划（2011-2015年）
（文本格式供省级教育、财政部门参考）
一、现状分析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摸清本地区现有学前教育规模和布局、现有幼儿园的办学条件和发展需求，以及农村闲置校舍现状及可供利用的情况，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发展目标及建设任务
（一）发展目标。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适龄幼儿规模等情况，提出本地区规划总体目标。分析项目建设期末本地学前教育发展规模、毛入学率等指标情况，以及受益幼儿园、幼儿数量等建设预期效益。
（二）建设任务。围绕发展目标提出解决“入园难”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拟新建幼儿园数量、改建幼儿园数量、增设附属幼儿园数、巡回支教点数、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数、普惠性集体部门办园数，以及各项措施拟解决的入园人数等。
三、资金筹措和进度安排
（一）资金筹措。规划投资总体需求和分年度投资需求。
（二）进度安排。列出2011-2015年分年度建设计划和项目安排（含2011-2013年校舍改建类项目）。
四、保障措施
提出组织领导、监督检查的措施，并制定规划执行、资金使用、项目管理、评估验收等相关制度。
五、项目方案
请按附表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