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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月21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出 版
第三章 印 刷
第四章 发 行
第五章 奖 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图书报刊出版管理，维护出版秩序，促进我省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根据宪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书籍、报纸、期刊、画册、图片、年历、挂历（以下简称图书报刊）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出租（以下简称出版发行）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图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传播、积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艺术创作的成果，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四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从事图书报刊出版发行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准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鼓励支持出版有重要思想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的出版物。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文化）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图书报刊出版发行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税务、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以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图书报刊的出版发行活动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二章 出 版
第六条 建立出版社和报刊社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办社、办刊宗旨和出版范围；
（二）有确定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
（三）有专职总（主）编、编辑和出版、经营管理人员；
（四）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必需的资金；
（五）符合全省合理布局的要求。
第七条 申请建立出版社、报刊社符合前条规定，按下列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一）建立出版社由省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以下简称新闻出版署）批准；
（二）建立报刊社，其中出版正式报刊（公开发行、内部发行）的，由省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报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央国家机关驻我省单位创办的，由其主管部门报请新闻出版署批准，到省新闻出版局注册；出版非正式报刊（内部报刊）的，中央国家机关驻我省单位由其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报省新闻出版局注册；省直和市以下所属单位，由省新闻出版局核批。
第八条 我省的出版社、报刊社未按前条规定履行审批手续，不得在省内外建立分社或社外编辑部（室）；省外的出版社、报刊社未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不得在我省建立分社或社外编辑部（室）。
我省的报刊社在省内外建立记者站，应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省外的报刊社在我省建立记者站，中央级报刊应有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省级报刊应有所在地省新闻出版局的批准文件，经我省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方可建立。
省内报刊社不得滥发记者证。具体管理办法，由省新闻出版局另行规定。
第九条 出版社、报刊社应当按照办社宗旨和专业分工范围出版图书报刊，不得擅自超越范围。出版社不准擅自出版“丛刊”；报刊社不准以报刊登记证号变相出版图书或其他报刊，出版与本报刊宗旨相符的增刊，应报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出版社试行自费出版、协作出版、合作出版，也应遵守专业分工原则，履行申报手续，坚持审稿制度，并对印刷质量负责检查和监督。
出版社、报刊社出版图书报刊不准侵犯他人著作权（版权）。
第十条 凡出版公开发行的图书，一律由出版社出版。其中，按规定需对内容进行专门审定的，必须事先经有关部门审定。
第十一条 出版社出版图书，应事先向省新闻出版局报送选题计划，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出版国家规定应专项申报的图书，除报送选题外，必须专项申请，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后方可出版。
省新闻出版局应对出版社选题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十二条 报刊社出版报刊，报刊的名称、性质，应按第七条规定的审批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并由审批机关发给报刊登记证后，方准 出版。出版内部报刊，不准在社会上出售。
报刊改变名称、性质、发行范围、刊期、定价、页数应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三条 出版图书报刊，应实行总（主）编（社长）负责制。
第十四条 出版图书报刊，禁止刊载下列内容：
（一）泄露国家机密的；
（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
（三）宣扬恐怖、凶杀、迷信、淫秽的或教唆他人犯罪的；
（四）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
（五）破坏民族团结的；
（六）妨碍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
（七）其他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刊载的。
第十五条 出版图书，应按规定印制版权记录页。出版报刊，应标明主办单位、出版单位、总（主）编、定价、发行范围、出版日期、当年编号、报刊登记证号。
第十六条 一切涉外出版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出版社、报刊社可以在专业分工范围内，与外国的出版单位进行合作出版。
第十七条 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一律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售。凡属业务和教学、科研需要，必须编印的教学参考书、讲义、教材以及业务、科研资料等，应只限本系统内部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和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出售。供给本系统外使用的非营利性的
资料性图书，必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经县以上新闻出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但与相关单位有偿交流或需求单位有偿索取除外。
第十八条 商业部门出版公开销售的挂历、年历，应经省商业厅审核，由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出版广告挂历、年历，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印 刷
第十九条 印刷厂印刷图书报刊，必须有省新闻出版局核发的《书刊印刷许可证》。
第二十条 承印本省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必须有出版社出具的发排单和付印单。承印本省报刊社出版的报刊，必须依据《报刊登记证》签订合同。承印本省报刊的增刊、增页，必须有省新闻出版局出具的批准文件。承印外省出版的图书报刊，必须有我省新闻出版局出具的《备案证明》
。
承印非出版单位委托印刷的图书，必须有省新闻出版局或市新闻出版（文化）局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二十一条 印刷厂对承印的图书报刊，不准自行加印、销售、转让图书报刊的纸型、图版。

第四章 发 行
第二十二条 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经营图书报刊批发业务，必须经当地新闻出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报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个人不准从事批发业务。
单位和个人从事图书报刊零售业务，必须经县文化局审核同意，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邮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从事的发行报刊业务除外。
第二十三条 凡从事图书报刊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从批发单位进货。国家统编课本和经省教育行政部门审定使用的课本教材，以及内部发行的图书，党和国家规定的学习书籍，由新华书店发行。
第二十四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准出售、出租非出版单位出版的、走私入境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图书报刊。
第二十五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经营正式出版的图书报刊，不得提价、搭配销售，不得强行派售。
非出版单位编印的供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内部报刊，不得强行让他人购买。
第二十六条 进出口图书报刊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七条 对在图书报刊出版发行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新闻出版（文化）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按各自职责权限，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刊整顿、停业整顿、吊销《报刊登记证》、《书刊印刷许可证》、《营业执照》的处罚，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一）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出版图书报刊的；
（二）出版图书报刊违背出版宗旨的；
（三）私自转让、出卖书号、《报刊登记证》、《书刊印刷许可证》的；
（四）出版社出版图书在版权页印数外，擅自加印的；
（五）印刷厂擅自承印、自行加印、销售图书报刊、转让图书报刊纸型、图版的；
（六）超出规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图书报刊的；强行搭配销售、派售的；
（七）出售、出租非出版单位出版的、走私入境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图书报刊的。
罚没款按规定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九条 有前条所列行为的单位责任人，由其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被处罚的单位或个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出版发行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遵纪守法，秉公办事；对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玩忽职守，情节较轻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新闻出版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6年7月20日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中有关书刊出版管理的规定，同时废止。



1989年1月21日
一次不彻底的反正??兼评商标法第十五条“代理人”的概念

马东晓

我国《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对此条款中“代理人”的概念，长期以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指商标代理人，即接受委托办理商标注册申请及其他商标事宜的人；（二）民法意义上的代理人，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代理人；（三）经销商，即商事业务往来中相对于生产商的销售商或者服务提供商。其中商标代理人是民法意义上的代理人的下位概念，其外延小于民法意义上的代理人；而经销商也称销售代理商，严格来讲并不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代理人，仅是商业上的习惯称呼。
正是由于上述不同观点，导致实务中的乱象，而“头孢西灵”商标评审行政诉讼案的一波四折，凸显争议分歧之大。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的提审，似乎可以最终为此争议划上句号，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虽然对商标法第十五条的“代理人”概念作了正确的释明，但判决并非无暇。

一、立法渊源
我国在1982年首次颁布的《商标法》中，并没有与现行商标法第十五条相类似的规定。
1993年修改《商标法》时，由于“有的人以不正当手段将他人长期使用并具有一定信誉的商标抢先注册，谋取非法利益。现行《商标法》对这种欺骗性注册的问题缺乏相应的规定。”1因此在第二十七条增加了一款，即“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随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列举了5种《商标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指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其中（3）即为“未经授权，代理人以其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进行注册的；”。
2001年再次修改《商标法》时，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王众孚在向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所作说明中称，“《巴黎公约》第6条之七要求禁止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注册该商标，并禁止使用。据此，并考虑到我国恶意注册他人商标现象日益增多的实际情况”2，将原《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3）的内容上升到《商标法》中，作为第十五条。
那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之七是怎么规定的呢？其原文为3：
（一）如果本联盟一个国家的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所有人授权而以其自己的名义向本联盟一个或多个国家申请该商标注册，该所有人有权反对该项申请的注册或要求予以撤销，或者，如该国法律许可，还可以要求将该项注册转让给自己，但代理人或代表人能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情况除外。
（二）商标所有人如果未经其授权使用，除依从上述第一款规定外，应有权反对其代理人或代表人使用其商标。
（三）本国立法可以规定商标所有人行使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合理期限。
《巴黎公约》签订于1883年，距今已经120多年，而制止代理人以其名义将被代理人商标进行抢注的制度在我国也已经实行了14年，但即使在理论上，关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的概念至今也不清晰，诸多不同的专业出版物中也是众说纷纭。

二、论著观点
2000年，国家商标局组织了唯一一次商标代理人资格考试，作为考试指定用书之一的《商标法律理解与适用》中，对“未经授权，代理人以其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进行注册的”进行了解释。该书称“经过授权，指委托人须有书面的授权书，同意代理人为其办理商标注册事宜，才能确认为合法的授权，而不是指口头的授权或者许可。反之，则视为未经授权。” 4根据这一解释，这里的“代理人”显然被认为是商标注册代理人。
2001年出版的《新商标法释解与操作实务》一书中，作者指出“本条所指的商标代理人恶意抢注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是商标代理人严重违反其职业道德的，是违法的。”，“这次修改《商标法》，在本条中增加了对商标代表人的规定。所谓商标代表人，是指代表本企业办理商标注册和其他商标事宜的人。” 5 这里，代理人更加明确地被定义为“商标代理人”，而且代表人也被定义为“商标代表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一书中，作者在第十五条的释义项下，首先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我国的商标代理制度，进而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所指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除了商标所有人的商标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外，还包括企业的商务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如经销商、代办处等。”6
随后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修改导读》中称，“一些个人或者公司以抢注他人商标为业，抢注他人商标后，通过转让或者许可使用获取高额报酬，这种现象在商标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中也屡见不鲜。”，“因此，修改《商标法》时增加了本条规定，要求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时，应当取得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授权，”7。这里，也把代理人明确界定为“商标代理人”。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中，明确指出“从本条规定的本意来看，所谓代理商，应该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因此，如果一个经销带有商标的商品的经销商以自己的名义将该商标申请注册，也同样适用本规定。”8这里，作者似乎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中代理人的含义应当是民法上的代理人概念，但应作广泛意义的理解，即应当扩张解释到商品经销商。
《商标法实务与案例评析》一书中虽然以问答形式提问了“商标实践中，如何禁止代理人或代表人恶意注册？”，但却在回答关于“代理人”的具体含义时语焉不详，既没有指明代理人是否属于商标代理人，也没有指明代理人是否包含经销商。9
直到2004年，《中国商标注册与保护》一书才明确指出将代理人理解为“商标代理人”与《巴黎公约》的精神不符。“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代理人或代表人应当指与某厂商就标注其商标的商品存在代理销售关系的人。同时，即使并未签订代理销售合同，如果一个经销带有某个商标的经销商以自己的名义将该商标申请注册，也同样适用本条规定。” 10。这里，我们首次看到将代理人明确定义为“存在代理销售关系的人”，而不是“商标代理人”或者“民法上的代理人”也不是“包括经销商在内的广泛意义理解下的代理人”。
在吴汉东先生的《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作者指出“代理人和他的被代理人即商标所有人之间因商标使用而具有合同关系，如产品加工定作关系、产品销售代理关系。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进行注册，是一种严重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也必然损害被代理人利益。”11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描述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合同关系时，限定在因“商标使用”而没有说因“商标申请”或者“授权”，在评价抢注行为时强调违反“商业道德”而非“职业道德”，这都从侧面反映出作者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代理人的本意应当是经销商而非商标代理人。尤其是，此处“因商标使用而具有合同关系”产生的代理人也不可能指民法上的代理人，而且文中也更没有用所谓“广泛意义上的理解”来扩张解释什么。

三、孰是谁非
通过粗略地列举近十年的论述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对商标法第十五条中的“代理人”概念的理解，先后有“商标代理人说”，“折衷说”（即将代理人扩大解释到包括经销商说）和“经销商说”三种观点。
作为我国商标行政终审机关的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2005年12月颁布的《商标审理标准》中规定：“该条所述的代理人不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代理人，也包括基于商事业务往来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标的经销商。”因《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属于商标评审程序中的规范性文件，该解释因此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目前也成为商标行政管理系统内的通说。这样，似乎“折衷说”才算更符合我国《商标法》以及《巴黎公约》的立法本意。
但是，这种将民法上代理人概念扩大解释到经销商的观点却是不得已而为之。负责《商标评审标准》部分的起草人吴新华先生一语道出其中的艰难，“由于现行商标法第十五条机械地照搬了巴黎公约当中有关禁止代理人抢注的规定，而没有充分考虑有关用语在我国法律体系内衔接问题，致使我们在对代理人的概念进行解释时颇费了一番苦心。最终，我们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中规定的代理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公布之后，人们对于这一问题仍有不同的认识，甚至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这与立法本身的欠缺是直接相关的。”12
随后，真的出现了“较大的争议”，2006年4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2006〕高行终字第93号行政判决书，把这一争论引入到了司法程序。在这一被称为“头孢西灵”商标评审行政诉讼案件中，终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商标法第十五条）中的代理人即为商标代理人”，进而撤销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和一审法院的判决。这样，具有司法终审权的北京高院用判决的方式宣示：终审法院认为“商标代理人说”才是立法的本意。
然而，“经销商说”在我国《商标法》颁布之前以及施行之后一直就不断有人论述。早到1981年，魏启学先生翻译的《商标知识》一书，曾专门讲到“代理商取得不正当注册时的撤销审判”，文中指出：“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商标所有人在对方国家销售使用自己注册商标的商品时，对方国家的代理商已提前取得了此商标注册的情况是不少的。如果与对方国家代理商之间的合同以某种理由而废除，成员国的权利所有人在对方国家使用商标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帮助成员国商标权所有人的方法，可以提出审判请求，请求撤消对方国家代理商的不正当注册。” 13
1991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组织并出版的《外国专家商标法律讲座》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 鲍格胥所作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及其有关商标的规定》讲座中，也明确指出“作为该商标所用商品的代销商，如果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该商标注册，第6条（之七）也将适用。”14

四、正本清源
虽然北京高院在生效判决中肯定了“商标代理人说”，但最高人民法院随后直接提审该案，已经预示着“商标代理人说”不攻自破。
近日该案作出判决，最高法院在〔2007〕民三行提字第2号判决书中指出，“根据该条约的权威性注释、有关成员国的通常做法和我国相关行政执法的一贯态度，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代理人”和“代表人”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包括总经销、总代理等特殊销售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根据上述立法史、立法意图、巴黎公约的规定以及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精神，本院认为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只限于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代理商标注册等事宜的商标代理人，而还包括总经销（独家经销）、总代理（独家代理）等特殊销售代理关系意义上的代理人。”
这一结果是以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方式对商标法第十五条中“代理人”概念的澄清，并且与最高商标行政主管机关保持了一致，似乎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尘埃落定。
但是，纵览《巴黎公约》及其第6条之七，可以看出该条完全是针对商事业务往来中的经销商而言的，仔细分析公约的规则架构和内部逻辑关系不难得出这一结论15，故“经销商说”才是公约此条款的本意。而商标法第十五条照搬公约用语，则出现了此“代理人”与我国《民法通则》中彼“代理人” 的概念冲突，实践中的争议也由此而起。最高法院及时地提审这一案件，否定了“商标代理人说”的错误观点，可谓正本清源。
但稍感遗憾的是，判决书中没有阐明“经销商说”乃这一制度的立法本意，因为民法上的代理制度已经提供了对代理人侵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救济渠道，而用“商标代理人”这一下位概念解释这一制度中的“代理人”概念既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机械照搬巴黎公约却与我国民法产生的概念冲突只有留待商标法下一次修改时修正。所以，本文赞同蒋洪义先生的观点：“商标行政执法部门虽然已将经销商纳入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但却把这种观点作为延伸的扩大解释，并仍然认为巴黎公约中“代理人”的本意是商标代理人，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解。相反，笔者认为，把该条款适用到商标代理人身上的做法，才恰恰是对巴黎公约关于“代理人”的原本涵义的一种延伸和扩大解释。16”
（作者单位：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合伙律师）

参考文献

1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1992年12月22日）。
2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王众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0年12月22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律法规汇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