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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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倪学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经常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人权国际保护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经常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和中心。本文愿就中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作一初步探析，并由此说明中国人权的基本特点。

一、 中国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对国际人权的保护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在国际人权保护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是：
（一）中国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
首先，中国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贯尊重基本人权。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对宪章的承认和赞同。1955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万隆会议上签署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明确提出“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正如周总理指出的那样，这些原则实际上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一贯遵守的原则”。
其次，中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对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中国的人权已经制度化、法律化。中国的人权立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将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的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到实现。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中国每年净增1500多万人，相当于统一前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国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食、住房、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中国政府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最后，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进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
1991年11月1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1996年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又有了显著的改善。1997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第三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说明中国人权状况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中国政府发表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三个白皮书，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表明了中国尊重和维护人权的诚意，有助于国际社会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
（二）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人权问题具有二重性，即国际法属性和国内法属性，“人权无国界”、“人权问题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的主张，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抹煞了人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就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各国在人权方面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家合作代替冷战。
长期以来，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它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对目前急需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如果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监督他国人权状况而自己却无需改善，一类只被别国监督而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时，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针对它们自己，而它们本身却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的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进行人权保护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会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国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样方法，采用同等步骤是行不通的，只有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可能获得解决。
（三）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加强人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中国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直派团出席经社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积极参与有关人权议题的审议，为不断丰富人权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系统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多次派代表参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组，在工作组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意见和修正案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中国政府自1980年起先后签署、批准并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罪行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力公约》等17个国际人权公约，一贯按照规定提交执行有关公约情况的报告，严肃认真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1997年10月28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华孙根据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授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公约有10个条文规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权、组织工会权、社会保障权、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等，要求缔约国尽最大努力采取步骤，以便逐渐达到这些权利的充分实现。我国加入这一公约后，我国的人权保护将因此而上一个台阶，这是我国对人权保护事业的又一大贡献。标榜“人权的兵工厂”的美国至今也未加入这一公约。
我国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中，始终站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一边，主张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人权问题是生存权和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权，国际社会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消除世界经济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消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外国侵略、占领和干涉等影响发展权的因素，为发展权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 中国人权的状况及其特点
(一)中国人权的基本状况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人民饱受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的欺凌，帝国主义者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大规模地杀害中国人民，人民毫无生命保障，生存权只是一句空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权获得了根本保障，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当然，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正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的成功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到1996年发表《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五年的时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已接近小康水平，农村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又有很大提高，又有1500万人摆脱了贫困，使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10.1％下降到8.2％，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1996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在本世纪之内，我国将彻底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
中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广大人民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在国家中具有主人翁的地位，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近5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是满意的。当前，我国正努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使人民更充分地享受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权利。
公民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人权的发展历史表明，没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人权，就不是完整的人权。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切实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进行研究、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并就这方面人权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
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中国人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职责分工范围内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法律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平等地加以保护，对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和制裁。中国没有政治犯，任何人不会仅仅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被处以刑罚。中国监狱、劳改场所严格依法接受经法院判决交付执行的罪犯，犯罪服刑期间的应有权利依法受到保护，享有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劳改产品一律不允许出口。中国修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近年来还颁布实施了《律师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并采取其他许多措施，加强了人权的司法保障。
劳动权的保障。劳动权是生存权的必要条件，没有劳动权，生存权就没有保障。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公民享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参加职业培训的权利、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利、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劳动法制建设，除国务院和国家劳动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大量有关劳动工资和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等法规和规章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1994年7月5日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从199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劳动法》的颁布，使我国公民的劳动权利保护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
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全国职业宗教人员中有近9000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同其他各界代表和委员一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中国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反对任何外来势力支配和干涉中国宗教的内部事务，以维护中国公民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中国对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受到特殊照顾。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国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行扶助政策，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援助，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之，中国政府为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从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
残疾人的人权保障。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同健康人一样享有公民权利，中国高度重视残疾人的权利问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相配套的政策、条例和规定，通过扶助、救济、补助、供养、保障和特别照顾等多种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中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福利、环境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现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中国为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努力，妇女依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妇女的健康状况有较大的改善。中国重视对儿童的保护，儿童的发展状况有明显改善，由社会各界开展的帮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春蕾”计划、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医疗条件的“博爱工程”等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目前已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国重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中国于1996年8月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使国家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规范化、法律化。
计划生育和人权保护。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面对基本国情，为了保障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且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中国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完全符合1984年联合国《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的要求，也符合联合国《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内政，不是侵犯人权，而恰好是对人权的保护。
（二）中国人权的显著特点
根据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权保护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人权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广泛性。首先是享受人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中国的人权不是少数人的人权，也不是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权，而是全体中国公民的人权，在人权主体上并不排除某一类人或某一些人，只要是中国公民，都享有中国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其次是人权的范围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十分注重个人人权，而且也注重维护集体人权。
2、公平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在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各项公民权利不受金钱和财产状况的限制，也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的限制，为全社会的公民平等地享有。
3、真实性。中国的人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人权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的人权立法和人权保护制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国家从制度上、法律上、物质上对人权的实现予以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种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享受的权利是一致的。


本文首次发表在《重庆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完善

王长君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在自由离婚主义下，不以过错作为离婚的条件，但因婚姻的缔结而在夫妻双方之间产生基于配偶身份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一方违背婚姻义务并因其过错行为而导致离婚时，另一方是否可以据此要求损害赔偿？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了婚姻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实施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违法行为之一，并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该制度是对我国婚姻保障制度的重大完善和补充，不但丰富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内涵，同时为无过错方在离婚时主张损害赔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而在我国建立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及特征

　　离婚损害赔偿是指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夫妻一方对离婚具有主观上、行为上的过错。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有过错，而且该“过错”必须是导致离婚的过错。实施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必须是配偶一方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一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如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相互扶养义务等。一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如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相互扶养义务等。受害人无过错。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受害人要件，即请求损害赔偿的受害人必须没有主观过错。请求权人有损害事实。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这个事实是以离婚这一结果来表现的。四十六条规定的是因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才能够请求赔偿。如果没有出现离婚这一最终结果，即使这些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也不能请求赔偿。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过错一方的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离婚赔偿必须是在配偶一方和第三者的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直接导致离婚这一最终后果，才能实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赔偿问题。所谓直接因果关系，是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离婚当事人所提出的离婚理由。比如受害人以感情不合为由提出离婚诉讼，在审理中若查明“感情不合”实际上是另一方当事人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等等因素所致，就应当适用离婚赔偿。“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每个离婚当事人都知晓离婚赔偿的法定事由的，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法官就应予查明并做出相应裁判”。 符合法定的情形。《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的导致离婚的四种情形即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才可提起损害赔偿。以上六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进行离婚损害赔偿。可见，我国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严格的实施条件。 具有以下几点法律特征：

　　1、法定性。指离婚损害赔偿主体是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无过错方，而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则只能是离婚当事人中的过错方；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也是法定的，即新《婚姻法》46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除此之外的行为不能请求赔偿。
　　2、救济性。指通过过错方的损害赔偿，使无过错方的实际物质损失得到有效弥补，精神伤害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和精神慰藉，使无过错方被损害的利益得到救济和恢复。
　　3、惩罚性。离婚本身不具有惩罚功能，但若对造成离婚的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不加以追究，则是对行为人的放纵和对受害方的不公，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理念。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将离婚与离婚原因相分离，以该制度来惩罚造成离婚的侵权行为，令过错配偶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代价。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
　　1、 填补损害。离婚损害赔偿的基本目的就在于弥补财产损失，通过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其赔偿范围应以离婚所受损失为限，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此外，对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赔偿，也具有明显的填补功能，在这一点上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是一致的。
　　2、精神抚慰。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金兼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的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害，二是慰抚受害方因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遭受的痛苦。对于精神损害而言，不能完全客观地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抚慰金除尽可能填补损害外，更主要的是使受害人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平息其怨愤、报复感情。
　　3、制裁和警示、预防违法行为。离婚损害赔偿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也对其他有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具有警戒和预防作用。因此，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填补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抚慰无过错配偶的精神创伤，预防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合法婚姻关系和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

　　依据侵权法一般原理，侵权行为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也是以此为基础来构建的。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和《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29条的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1、必须有违法行为且有主观过错
　　新《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法定违法行为。此外，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过错为主观要件，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一般侵权责任当中要求行为人有过失即负赔偿责任，这对于离婚损害赔偿能否适用不无疑问，笔者认为从离婚损害赔偿的侵权行为来看，只有故意才能构成这些侵害行为，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2、因违法行为导致离婚事实的发生
　　我国婚姻法规定，只有因一方侵害行为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得以请求损害赔偿，所以离婚事实的发生也是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之一。依条文观之，虽有新《婚姻法》第46条所列情形之一，但无过错方原谅对方的侵害行为没有提出离婚请求的，不得请求损害赔偿，同样，并非由于这些情形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受害方的过错）导致离婚的，受害方亦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3、必须具有损害结果
　　即因配偶一方实施了法定违法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无过错一方由此受到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根据《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损害事实包括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物质损害，由于“损害”仅指由新《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及虐待、遗弃这四种行为对对方所造成的损害，所以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物质损失，只能是因人身损害而派生出来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等。精神损害是指过错方因实施特定的违法行为致使无过错方产生的悲伤、恐惧、怨恨、羞辱等精神上的痛苦而遭受的损害，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表现为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等精神上的痛苦。
　　4、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联系
　　配偶一方实施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离婚精神损害，只需确认夫妻一方有法定违法行为而直接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

三、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的一个重大突破，让无过错配偶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为了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能更充分地发挥填补财产损失、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作用，还需对该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从立法原义来说，离婚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不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婚姻破裂，都应予以赔偿”。[3]但四十六条以示例的方式对众多的过错予以了较大的限制，仅列举了四种情形，远远不能包含离婚过错赔偿的范围，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瑕疵。这种将其它过错行为推归于道德调整的限制不仅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现实生活中也缺乏相应的支撑。比如通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通奸是指有配偶的一方秘密与配偶以外的其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虽然有些人的通奸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晓，但这种知晓是出于当事人意愿之外的知晓，它在本质上是不公开的，是不愿被他人知晓的。通奸与重婚、同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隐秘的、一般不为他人所知晓的、不希求夫妻名分和配偶的权利、义务。而它们在侵害配偶权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特别是长期的通奸和与多人通奸行为，给配偶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重婚和同居。通奸与重婚、同居的本质区别在于后两者是公开行为，而前者是隐秘行为，这一点与偷窃和抢劫非常类似。若因为是隐秘行为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那么偷窃行为似乎也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根据此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即只能是有过错配偶一方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将第三者列为赔偿责任人。对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一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其同居以及有其他婚外性行为的，夫妻离婚时，有过错的第三者是否应当向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赔偿的问题，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插足，破坏了他人的婚姻家庭，是一种侵权行为，由此导致离婚的，有过错的第三者应当负赔偿责任；追究第三者的赔偿责任问题，是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广大妇女的强烈要求。她们认为第三者是共同侵权行为人，可以在离婚案件中直接作为被告或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此外，离婚案件中，如果有第三者的婚姻一方当事人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或转移给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好地分割夫妻财产，第三者就应当作为离婚案件的诉讼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以感情为基础，第三者插足是感情问题，谈不上什么侵权，由此导致离婚的，第三者不负赔偿责任”。此外，第三者是不规范的法律术语，没有明确的定义，要求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操作，再者，对第三者追究赔偿责任，将会激化矛盾，也不是本法应当调整的内容。
　　依照四十六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在于“无过错者”，有过错者是无法请求和获得赔偿的。在审判实践中，确定婚姻家庭关系一方有无过错并非易事。在婚姻家庭中，一方有可能因为另一方的虐待而产生婚外情，也可能因为另一方不关心而产生婚外情，也可能因为另一方懒惰、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等产生婚外情，还可能因为另一方婚前的性行为而产生婚外情。在这些情况中，出现重婚、同居、虐待、遗弃等固然是重大过错，但仅仅因为不关心、懒惰这类相对较小的过错就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甚至被重婚者、同居者、施暴者以此作为抗辩，使受害者赔偿请求落空，这不能不说有失公允，也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和审判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如果在离婚案件中出现大量过错相对较小的一方丧失请求权这一不良状况，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作用就很难正常发挥，很难取得立法本意上良好的预期效果。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失的赔偿标准问题，争议较多，难度较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离婚损害赔偿中对夫妻身份权的精神损害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不属于该解释所规定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因而许多内容不适用于离婚损害赔偿”。[5]笔者认为，应内外结合解决这个问题，离婚损害的赔偿取决于过错方对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程度，这是离婚损害精神赔偿的内在因数，其具体表现在于：1、过错方实施行为的多寡、时间的长短、手段的恶劣程度、公开度以及对无过错方的精神控制程度等；2、对受害人肉体所造成伤害程度；3、受害人受害后的后果。这些是决定赔偿数额的内在因素。离婚损害精神赔偿的外在因数包括：1、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及谋生能力等；2、婚姻存续期间和再婚的可能性，婚姻存续时间长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适当高些，妻子结婚时间长，年龄偏大，再婚的可能性小的，亦应适当增加赔偿数额；3、原告是妻子或丈夫时应区别对待，原告是妻子时，根据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应适当增加精神损害赔偿数额；4、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一）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违法行为范围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四种法定情形。这四种违法行为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一方因过错严重伤害另一方并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形，范围过于狭窄。如一方长期吸毒、通奸、嫖娼、卖淫等，也会造成另一方当事人物质和精神的损害。有学者认为，“通奸、卖淫嫖娼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通奸属于不道德行为，不宜由法律来规范；卖淫嫖娼行为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对其已有相应的处罚措施。”[1]笔者认为,如果一方婚姻当事人经常进行通奸行为，对另一方的精神和物质造成严重伤害，如果法律不赋予受害方提起诉讼的权利，如何保障其合法权益？而卖淫嫖娼等行为虽然通过刑法的制裁对其进行惩戒，但并不能使受害方作为民事主体，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应有的补偿。而且重婚同样构成犯罪，仍被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范围之内，可见这种因为已受到刑事制裁而免去其民事责任的理由是难以服人的。

（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取证方式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使无过错方能够通过法律得到救济，但无过错方的举证难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也就是说若进入司法程序,无过错方即负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指控对方有过错行为的举证责任。从实践中看,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是一个较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无过错方以过错方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事由请求赔偿的问题上,其举证将会更困难。这是由于过错方与他人同居并非都采取公开的形式，更多的时候是采用秘密手段，无过错方既不知晓又很难发现，无法取得证据。即使在离婚诉讼中通过跟踪、拍照、捉奸等方法掌握一些证据和线索，但往往因其证据的合法性等原因而难以被法庭认定和采纳。在此种情况下，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不仅受到了侵害，而且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