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监会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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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国保监会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发〔2013〕62号
各人身保险公司、各保监局：
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保险费率形成机制，推动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和保险监管的创新，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人身保险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会决定实施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身保险费率政策调整
（一）普通型人身保险，是指保单签发时保险费和保单利益确定的人身保险。
（二）普通型人身保险预定利率由保险公司按照审慎原则自行决定。
分红型人身保险的预定利率、万能型人身保险的最低保证利率不得高于2.5%。
（三）保险公司对人身保险产品进行定价，应当符合有关精算规定。
（四）保险公司采用的法定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不得高于保单预定利率和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法定评估利率的小者。
二、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配套措施
（一）普通型人身保险保单的法定评估利率。
1．2013年8月5日以前签发的普通型人身保险保单法定评估利率继续执行原规定。
2．2013年8月5日及以后签发的普通型人身保险保单法定评估利率为3.5%。
3．中国保监会支持保险公司参与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养老保险业务实施差别化的准备金评估利率。2013年8月5日及以后签发的普通型养老年金或保险期间为10年及以上的其它普通型年金保单，保险公司采用的法定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可适当上浮，上限为法定评估利率的1.15倍和预定利率的小者。
（二）分红型人身保险保单法定评估利率为2.5%。
（三）中国保监会鼓励保险公司发展风险保障业务，发挥经济补偿功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计算长期人身保险业务的最低资本时，与风险保额相关的最低资本等于风险保额与相应计算因子之乘积。各保险责任计算因子如下：
责任类别
计算因子
健康保险责任
0.24%
死亡保险责任
0.15%
意外伤害保险责任
0.06%
（四）保险公司根据代理协议向代理销售保险的个人支付佣金的，佣金占年度保费的比例以所售产品定价时的附加费用率为上限。
（五）前述配套措施第（三）款、第（四）款适用于所有长期人身保险业务。
三、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审批与备案
（一）保险公司报送中国保监会审批或者备案的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发。
（二）保险公司开发普通型人身保险，预定利率不高于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评估利率上限的，应按照《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报送中国保监会备案。
（三）保险公司开发普通型人身保险，预定利率高于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评估利率上限的，应按照一事一报的原则在使用前报送中国保监会审批。在中国保监会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之前，保险公司不得再次报送新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批。
（四）保险公司报送普通型长期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批或者备案的，除按照《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提交有关材料外，还应提交《费率改革产品信息表》（见附件）。
（五）保险公司报送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批的，最近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得低于150%；保险公司报送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备案的，最近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得低于100%。
（六）保险公司报送的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违反法律法规的，自中国保监会认定之日起1年内，该保险公司不得报送新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审批或者备案。
四、其它
（一）本通知中“2.5%”、“3.5%”等利率，指年化复利。
（二）本通知自2013年8月5日起施行。
（三）中国保监会1999年6月10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寿险保单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保监发〔1999〕93号）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废止。
（四）中国保监会此前下发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费率改革产品信息表
http://www.circ.gov.cn/Portals/0/Containers/2012confnews/费率改革产品信息表.docx
中国保监会
2013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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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判决的修辞
洪浩
……判决的艺术必然是修辞，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法律形式主义学派的一个缺点。
——波斯纳
法律的言语行为，如法官判决，……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打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多学科工作领域，但在此地尚少有耕耘。
——弗里特约夫·哈夫特
一.必要的交代：问题、意义及方法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国内学界尚未展开广泛研究的课题，笔者所能借鉴的资料非常的有限，一种拓荒性的研究所必然要求的基本概念的厘清与界定以及意义的言说则成了本文作者无以逃避的“义务”。
首先需要界定的便是修辞的含义。修辞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修辞是指一种语言现象，是对语言的加工活动，具体到本文所要言及的判决的修辞则是指根据判决的需要，选择、配置最佳语言形式，提高表达准确性，并借以增加表达效果、增强说服力的一种活动，而广义的修辞则还包括逻辑推理以及判决形成过程中所有用以增强说服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文本上的修辞手法，正如尼采所言：“所有诱发信仰的努力都是修辞。” “修辞产生的是说服，它的全部工作就是说服人。” 根据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观点，这种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在思想上接受向他们提出并争取他们同意的命题。 修辞并不是空洞的辞藻和堂皇的外衣，而是让枯燥的法律成为更容易吞食的胶囊或糖衣， 如果把司法判决表述为法律产品的生产，则判决的修辞就是法律产品的促销手段，只有经过修辞的判决才能为公众更好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本文将取修辞的广义。即将判决的修辞界定为一种通过对判决文本的润色和判决推理以及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得到“合法性”并借此获得人们普遍、一致的信仰与服从的策略。
正如卡多佐学院的理查德·威斯伯格教授认为的那样：“判决意见中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比判决结论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决定着所要得出的结论的对错，为了理解法律正义，我们必须考察隐藏在语言和修辞之中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 因此本文的基点正在于探求判决文本及其形成过程是如何通过修辞生成正当性的方面。这种考察将会产生如下意义：
一.对判决的正当修辞能在相当程度上强化法律的正当性。法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卢曼提出过“通过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命题，程序能使法律的变更合法化，对判决的修辞正是这一程序正当化过程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使用修辞技巧以获得判决正当性。修辞学可以成为一种“让真理听起来更像真理的手段，在许多时候，这还是唯一可能获得的手段”， 对正当修辞而言，它不仅对于“通过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命题起着脚注和阐释的作用，而且开拓了判决“正当化”理论的研究视野，将修辞学、传播学、社会学以及符号学等学科知识纳入到了程序正当化研究的视域，这对于拓展程序正当化理论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而判决的不当修辞则可能损害法律正义，甚至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字在司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诉讼活动中存在着“书写”的暴政，萨义德也认为书写的语词是一种武器，“对谎言的修辞可以产生真理”， 而为了避免武器被滥用、异化为“书写的暴政”，对判决修辞的研究就成为必须。在目前学界及实务界对判决需要加强说理的片面强调中，一个令法律界难堪的二律背反现象却是：即使司法官员掌握了精确的语言表达技术和严密的形式逻辑规则等技巧，判决文书的正当性仍然可能得不到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表达技术被用来伪表达，逻辑规则被用来反逻辑，判决文书的正面是堂而皇之的条分缕析，而其背后却是躲躲闪闪的掩饰技巧，枉法裁判以一种华丽的外表更具蛊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的方式上演了。因此，为了从更加实质的意义上推进我国判决文书的说理改革，对判决的修辞尤其是不当修辞的研究便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判决腐败和司法腐败现象表现形式的认识，并进而制定出有效的防止判决腐败和司法腐败的现实策略。
在确定了研究的前提性概念及研究意义之后，尚需交代的还有研究的方法问题。有学者曾经说过：逻辑是不能被打败的，因为打败逻辑必须使用逻辑；语言是不能被超越的，因为超越语言必须借助语言。逻辑和语言可以说是说理的两个终极性的工具，因此，在对判决理由的锤打过程中，逻辑和语言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当逻辑拼命演绎却又无法自恰的时候，便由语言来填补逻辑的空白地带，而当语言苍白无力而又缺乏力量的时候，便由修辞来润色语言苍白之处。因此，对于判决叙事语言和说理逻辑修辞进行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的必须。基于此，本文并不准备按照文本结构将判决书划分为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来加以研究，而是从判决文本的功能入手将判决书划分为认知性文字及说服性文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判决文本的认知性修辞和说服性修辞。此外，作为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技术往往也在不同程度地强化被告人及判决受众对于判决文本的服从与认可程度，因此，本文也将对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技术予以必要的考察。
需要进一步交代的是作为本文主要分析工具的认知性修辞与说服性修辞的界定。所谓的认知，是指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早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中就阐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此后修辞学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肯定了修辞所具有的认知属性。修辞的认知属性可以从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个方面予以考察，为了建构出适当的话语，修辞的主体需要对各种修辞要素的知觉、注意、判断、分析及推理过程，进行统一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而话语接受者，则需要对话语所产生的原始语境以及现实语境进行足够的知觉、分析、判断和加工，以便为话语信息的析出和确定储备必要的参照信息系统并解析话语的语言意义、言语意义以及修辞者的言语动机等社会心理信息。 正是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方面的认知功能使得判决的修辞得以生成合法性，基于以上考察，判决书中的认知性修辞主要是指一种叙事上的手法，指法官在判决叙事中充分运用语言的力量，在判决的叙事策略、结构安排、详略取舍、渲染烘托等方面的手法或技巧，通过它来说服读者相信一种事实；然而修辞并不仅仅是表达，它还是一种推理的方法，因此，说服性修辞也是判决修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这里的说服意味着“既不收买，也不强迫，要让某人在某一个问题上接受你的看法”， 因而这种手段必然是修辞。我们知道，在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中，推理和说服日益融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同时对于推理的修辞以及说理的艺术的实践与研究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对于法律推理的说服性修辞并没有帮助判决书的受众完成思考而是用一种逻辑的外表代替了他们的思考，直接获得了他们的认同。所以本文认为：说服性修辞则是指在无法进行逻辑证明或科学证明的领域中所采用的的所有说服性手段（包括类比等无法进行精确证明时用于证明命题正当性的所有方法）。
由于以上交代的类型划分只是一种便于学术研究与论述的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判决文本的二分只是一种观念的构造物，是一种思维图景，因而非常容易被现实中的反证所推翻，而这将使得本文的研究——事实上也将使得类似方法的研究——无法展开，故笔者有必要在此声明：本文对于判决修辞的分类描述只是一种便于学术研究的理想假说，应该承认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之中，认知性修辞与说服性修辞往往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而且正当修辞与不当修辞的界限也并非如本文所列举的那么泾渭分明，度的偏离与超越往往成为正当修辞和不当修辞的实质性分野，它们的对立并非如文本分析时所展现的那么昭然若揭，浓度可以导致色变，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红与黑的色泽一样，存在着种种对立与转化的可能， 而这又将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意义的研究领域，但是限于篇幅及主旨，本文无力承担对此的分析任务，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下的论述上。
二．判决修辞的背景及成因分析
1．司法民主化的趋势 古代统治者笃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腐教条，实行司法擅断，认为判决是权力的行使，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所以无须说明理由，因此，判决并不说理， 这种现象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改变，如意大利从16世纪起，德国从18世纪起，判决说理的做法才正式确立起来，法国在1790年，德国在1879年作为一项普遍的义务强使法官在判决中说理。判决从不说理向说理的转变，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改变，更主要的是代表了司法民主化的趋势。司法民主化要求判决必须是基于理性而非基于恣意和擅断作出，判决修辞就是在这样一个司法民主化的背景之下登台的，它是判决说理的自然延伸，当判决理由不充分或根本没有正当理由支持判决的时候，为了赢得公众对于判决持久的信任与支持，修辞就成为无法替代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获得理解与证明，如：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在一个神判时代，一个无须说理的司法背景中，判决有修辞的必要。与修辞结伴同行的是强力与蒙蔽的对立面——角力与说服，其背景则是由权威-服从模式向对话-服从模式转变的司法民主化趋势。
2. 法律判决的形式化趋势。 法律判决的形式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即法官在判决时所明确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们的真实理由，而只是最好的法律上的理由。也就是说，法官的判决必须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即使这个理由并不是法官做出判决的真正理由。古代判决书中的“见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贫民尺地寸土皆是血汗之所致”之类的话，在现代判决书中是找不到的。判决建立在这样一种语言上，形象让位于事实，直觉让位于证据，修辞让位于现实。也就是说，在判决书中，激情也压服了理性，它追求一种稳重、庄严的风格。比如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债权人的债权与工人工资的清偿序位时，如果法官非常同情工人，在判决书中，他可能阐明煤矿工人的生活是如何的凄惨与悲凉，社会应该如何在道义上站在工人一边。他会依据民法中的帝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决。虽然这样有可能被指责为使“法律条款软化”，但这是同一话语圈子里的权力争夺问题，如故哦以生活理由支持这一判决，他根本就有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根本进不了讨论的机制。但是，这也发展了法官在判决书中的“修辞性技巧”，如在判决书中强化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淡化一些事实。
3．法律的文学化运动。1973年。密歇根大学教授詹姆斯·伯艾德·怀特出版的《法律的想象》一书揭开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序幕，此后影响日渐扩大。有人称，这场运动甚至会彻底改变法律学者谈论和思考法律和作出判决的方式。法律家日益意识到了语言和修辞在撰写司法意见时的作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法律文本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运用文学视角，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 ，美国学者波斯纳也看到了文学对于法律的巨大作用，认为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判决修辞多有助益，“修辞在法律中有很大作用，因为很多法律问题无法用逻辑和实证的证明来解决” “许多法律文本（尤其是判决意见）在修辞上而不是在冷静的注解上与文学文本相似” ……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宣传与鼓动下，文学中的叙事技巧、修辞艺术、隐喻手法等等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法律领域尤其是判决意见的撰写上来。法官已习惯于运用修辞和隐喻等手法来弥补法律语言的“刚硬”，甚至是法律推理的不足。 判决的修辞遂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常态。
三．影响修辞方法的因素：初步分析
1．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法律语体具有独立于其他语体的特殊风格，它既不同于追求语言形象化、生动化的文艺语体，也不同于追求以数据表格等进行烦琐论证的科技语体，法律语言的独特属性必然要求其在选择修辞手段时根据其文体特征做出适当的取舍。但是法律语体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绝对排斥修辞，实际上，诸如准确、通顺、简洁，本身就是修辞的手段，诚然，法律语言排斥夸饰、华丽的辞藻，拒绝文学描绘手法，但它们并不是“修辞”的全部内容，以对“修辞”过于狭窄的理解而否定修辞在法律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片面的。事实上，法律语言在词法、句法还是在章法上，须臾离不开修辞手段。“在词法上，它常常使用雅语、敬语、成语，尤其是术语；在句法上，它常运用提前、重后、简略等句式；在章法上，常用分条、总叙、结语、引用等辞格。” 显然，法律语体的特征决定了法律文本在修辞手法上侧重于对语言形式进行一定的修辞，而对其他内容进行修辞则很容易落入“正当性”责问的沼泽，因此，一般认为，法律语体比较适合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对夸张、排比、反语等积极修辞手法则多采取排斥或者限制的态度，判决书所选用的积极修辞手法，往往只局限于排比、层递、对比、反复等有限的几种。
2.判决文本的受众群体 斯威夫特说：“对一个讲不进道理的人，你也不可能跟他讲出道理。” 深刻地揭示出了受众对于判决说理方式的影响。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必须事先考虑到其预期受众的可能反应并进而决定说理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法官和受众一起完成了判决书的制作。由于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围绕着上诉审司法展开的，遵循先例的传统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上级法院的意见，而非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所以，英美国家法官的判决的预期受众——至少对于上诉审法院来说——主要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关心此案的公众，而是法律共同体中的其他法官以及实务者和学者，作为完全的内部人员，他们擅长阅读纯粹的司法意见（包括听出弦外之音），他们“对于一篇司法意见的适当措辞和规范有着确定的预期”， 所以我们才经常在英美国家的判决书中发现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学术论文型的司法意见，在这里，由于受众的专业性，拙劣的修辞反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故一般的认知性修辞很少被使用，而高明的说服性修辞技巧却是俯拾皆是。大陆法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它们并不实行先例制度，法官没有造法功能，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一样关注特殊的事实构成，也不象英美法官一样注重上级法院的意见，而是更看重判决的公众（包括当事人）反应，所以为了获得这些人的认同，推理形式便不能十分复杂，严格的三段论演绎几乎是法官唯一可用的推理工具，在法律规则明确的情况下，只要对判决事实加以认知性的修辞，判决结果自然就是有了“合法性”，这也将他们对于从事冗长论证的不情愿合理化，判决书的简洁性和形式主义风格意在隐藏一种恐惧，即害怕过于详尽可能有碍于审慎周到和严守秘密，而审慎周到和严守秘密正是专家权力的要素， 故认知性修辞在大陆法国家体现的更为明显，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判决的制作中，仅仅要求载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理由，而并无论证的要求。
3.判决对受众的说服成本。由以上分析引出的一个推论是：判决文本对受众的说服成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判决修辞方式的选择。“有确定目标的说服者会选择对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实现目标之概率最大化的混合修辞方式，包括真实的信息、谎言、暗号以及情感感染。” 波斯纳进一步分析说，说服者往往有一系列说服目标，并且存在着一个价值序列，但是说服者也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去盲目追求前几位说服目标，因为说服受众接受这一目标的成本也许高不可攀。由于判决所面对的不同的受众群体具有质的不同，他们保持自己信念的“顽固”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要让布鲁诺心悦诚服地接受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其说服成本几乎可以用无穷大来形容），相应地，说服成本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听众信念的顽固程度有可能影响言者对修辞目的的选择，而距离（指言者欲灌输之信仰与听者本来具有的信仰的差别程度——引者注）有可能影响他对修辞手段的选择。” 这种分析还可以在另一个层面得到验证：即修辞还可以降低说服成本的第一个层面：受众接受信息的成本。听众吸收信息的成本越高，言者就越依赖那些对听众吸收能力要求不很高的说服形式，因此使成本最小化。在某些听众面前，哪怕是拥有最精确的知识也不容易让他们因我们的言辞而产生确信，因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被以知识为基础的论证说服，因此，修辞必须用每一个人都有的概念，用非正式逻辑，再借助共同的知识把一些证据同听众的先前信念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来推进他们的论证，达到他们的说服目的。
三．判决修辞的正当性标准
目前国内学界所热衷于讨论的判决文书的改革似乎都将视线集中在了判决书应加强说理的环节上，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共识的前提假设：即说理的判决才是同时也一定是正当的判决，然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一直强调判决说理的欧陆国家也在进行的判决文书的改革当中，我们又似乎可以对此假设之前提提出某种假设的怀疑：判决说理了是否一定意味着判决就正当了？这就牵涉到了判决修辞的正当性问题。对判决正当性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将会有助于证实或者证伪我们的怀疑。
如果把修辞看作是在一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一套剩余的推理和说服方法的话，那么修辞似乎是个中性物，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是正如本来“价值无涉”的科技手段也会被用做邪恶目的一样，修辞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手段也会服务于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目的，这种手段因此也就具有了伦理的属性，因此对修辞手段进行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与研究就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对此，我们的论述将做如下地展开。
“论证和理由并不是一回事，论证仅仅是对判断的正当化，是一个话语和修辞层面的过程，而不能保证判断的正当，这涉及到社会共识的认可”。 马克斯·韦伯认为，被支配者并非总是从理性算计和功利角度服从支配者，其服从还源于深层的精神因素，即相信统治者有某种“合法性”，而从支配者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只有结合了对‘合法性’信仰的习俗和利害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统治可靠的基础。 由此可见，判决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就必须编织一张“信念之网”，达致一种正当性以获得受众的信仰，引发其“不加反省的、习惯的、无意识地认可与服从”。
为了深入分析判决修辞的正当性问题，我们将正当性划分为合法性 与合理性两个层次。合法性是正当性的表层要求，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合理性则是正当性的深层要求，属于实质正义的范畴，判决的法律效力在直观的层面来自于合法性，实质上则由判决的合理性所决定。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正当性的获得是由法官与受众双方共同完成的，根据韦伯的法制权威型的合法性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其合法性建立的两个基础：1.将合法性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2.将合法性建立在实质合理性基础之上,据此,我们可以把正当性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合法、主观合理与实质合理。一个没有说理的判决是一份形式不合法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不管如何加以包装修辞，都因为不具备正当性的基础要求——形式合法而不具正当性；而一份说理的判决，虽然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要求，却很有可能因为说的是“歪理”而不得不对判决的理由加以一定的修辞，使之赢得公众的认可，它至少具有表面上被人认可的合理性，此之所谓“主观合理”，但是这样的一份判决将仍然因为其不符合正当性对于实质合理的要求而不具正当性；最后，显而易见，真正具有正当性的判决修辞应该是对那种说理并不充分而需要在说理的方式方法上加以润色和加工的判决所进行的修辞，它只是使比较弱的论点似乎更强有力，在必然性论证不可能的情况下诱发人们对判决的信仰的一种手段，因为它符合了判决正当性的所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不但进行了形式上合法的说理，而且通过说理的修辞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了主观合理性，同时，又因为它仅仅是对于判决正当理由的补充与补强所以符合实质的合理性的要求。综上，只有同时具备了形式合法性、主观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判决修辞才是正当的修辞，而仅具形式合法性或仅仅兼具形式合法性和主观合理性的判决修辞则属于不当修辞。
四．判决的正当修辞
（一）．认知性修辞的正当形态
1．庄重得体 判决书因为是法律活动的最终产品，所以，应以经过筛选净化的最为庄严肃穆的语言加以制作。为使判决语言显得尽可能的庄重、神秘和高贵，英美法官甚至经常使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这不仅是法律语体风格的要求使然，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乾隆时期著名幕府王又槐说：“供不可野，如骂人污辱俗语及奸案秽浊情事，切勿直叙，只以‘混骂’等字括之，犯者必于申饬。” 清代另一位著名学者兼幕府李渔也认为判决书“更宜慎重，切勿用绮语代庄，嬉笑当骂，一涉于此，则非小民犯奸之罪状，仅是官府诲淫之供招矣。” 一些对人格毫无顾忌加以贬损的语词如“不念旧恩，嚣然吠主”、“城狐社鼠，昼伏夜动”和“背本忘义，虽禽兽之不若”等均违背了判决书制作应庄重得体的修辞要求。
2．语体修辞 尽管对于语言的修辞被认为并不具有直接的说服作用，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即优雅的文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受众更乐意于仔细研读判决文本，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这种修辞因为起到了犹如包裹药物的糖衣一样让药物更易吞食——起码不至于反胃——的效果而发挥了判决说服功能的前提性功能，这样，让读者读到结尾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附着在判决文本的说服目的之上而成了判决修辞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即使“我们可能已经对一篇司法意见讨论的法律问题丧失了兴趣，但是这篇意见的风格可能还是让我们想读它。” 中国古代历来更是倾向于把判词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加以制作，这使得“判词摆脱枯燥乏味等缺点，增强判词本身的可读性，此外，文学作品多样性的表达方式，准确凝练的语言特色，也是高质量的判词所必须具备的要求。” 尤其是古代判词追求语言艺术化，判决多句式整齐、节奏明显、铿锵有声、顺口悦耳，“弃官式语言之呆板、圆滑而以优美、典雅之文风极力阐释自己独特见解，极具浓厚美学韵味，又含深刻法理，兼容极高艺术性之判决不断奉献于世人面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的法律判决之美而倾心研读关注。” 虽然在当代，判决不再像古代那样片面追求“字字超群、句句脱俗”、“下语如铸”，而是更为重视法理的宣示、更加侧重于判决的法律属性，其文学性的一面则降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各种判决的修辞方式仍然经常被加以应用，以达到判决“规范美、庄严美、简洁美、质朴美和流畅美”的“五美”要求。
3．模糊表述 一般来说，法律语言应尽可能的追求准确、明确的表意效果，尽可能地少用模糊词语，但是为了完成特殊的表达任务或者实现特殊的表达目的，模糊表述往往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一份刑事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人公然散播反动言论,并向海外敌特机关提供机密情报……” 本来“反动言论”和“机密情报”的指涉范围非常之广，如果一味追求准确明确，则似应在“反动言论”和“机密情报”之前加上必要的限定，或写明具体的内容，但是这样又会与保密和防止扩散的考虑相冲突，于是这份判决便以抽象和概括程度较高的共名词语“反动言论”以及“机密情报”来表达一种模糊的语义，有效的化解了这一难题。 另外，在判决事实和理由分离的判决书制作格式当中，在判决理由部分对于事实的叙述必然是具有高度总结性的，以避免和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发生重复，这时，模糊语词也会成为不可缺少的修辞手段。
4．简练概括 法律语言“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 法国判决书制作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例证，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说：“法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想方设法使判决书的内容缜密而紧凑……那种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文漫笔从来不能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发现，在下级法的判决书中也很难找到。”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也提出了“力求语言精练”的要求。显而易见，这种简练概括的表述要比冗长繁复的表述更能吸引并支配判决受众的注意力，以进一步发挥其说服功能。另外，简练概括的事实表述可以使得关键性表述较为集中，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发挥其认知功能，强化受众对该事实的认可程度，如果表述过于冗长，而使得这些关键性表述也因此更分散、更繁杂，甚至是隐藏在限制、注释、引用乃至判决书中的其他冗长繁复的地方，那么这种强有力的认知性功能就会丧失殆尽。当然，精练概括只是一般性的要求，它仅适用于当事人及公众能够理解判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致产生疑惑不解并质疑判决正当性的情况，而对双方有分歧的争议较大的案件，判决仍应不避冗长，详加论证。
5．剪裁事实 “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讲故事的特定形式” ，所有的判决中的事实其实都是一种经过了剪裁与拼贴的叙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律案卷中的叙事是一种虚假的叙事。正是这种叙事使得（不同的事件——引者注）……得以跨越不同的事件序列，而进入到一种法律体制的逻辑和关系中去。” 吉尔兹也曾说过：“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 这种对于事实的裁剪，是在法官的指导下构建的，是一种对于判决叙事的修辞，目的在于获得基于剪裁事实基础上的法律话语的正当性，其最终是为了影响法律之运作。此外，由于民间尤其是基层乡土社会发生的大量纠纷很难被纳入现有的且主要是移植过来的法律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而法官为了解决事实争议又必须用现有的法律概念系统将其包装、剪裁和拼贴，以使其在这个合法的概念体系中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所以，“为了法治的统一（其中必然包括法律概念术语的统一），为了法律共同体的形成，法律必须对非格式化的现实予以某种构建。” 而剪裁事实便是这种构建的有力工具和手段之一，它使得法官可以在格式化的事实基础上最终形成自己的格式化了的司法意见，这样，剪裁事实也就成为了判决活动的必须。
（二）．说服性修辞的正当形态
1．判决异议 传统的司法权威主义认为法院只持一种意见可以达到与秘密表决相近似的神秘效果，但是司法民主化的趋势已经推动了传统上持上述观念的大陆法国家逐渐认可了判决书中呈现不同意见的做法，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芬兰和瑞典，这种异议展示已经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判决异议被称为“法官懒惰的解药”，它可以保证法官们不会仅在其中某一个法官的意见后盖上自己的图章。” 判决异议的说理方式展现了判决从演绎证明到对话证明，从封闭推理到开放推理，从威权主义到司法民主化的趋势，总的来说判决异议不是降低了判决的权威，而是恰恰相反，它巩固并加强了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与服从。
2．情理交融 判决除应晓之以理，还应动之以情，并作到情理交融。如清代张问陶在一起顶凶卖命案的判词中，对于将儿子卖于他人顶凶而险些酿成冤案的王桂林的责任认定就连用了4个比喻，说理十分形象。判词是这么写的：“熏蚊虻以烧艾炷，恐坏罗惟，剔蚯蚓于兰根，虑伤香性，治恶僧须看佛面，挞疯狗还念主人”，将“本府为爱护孝子心”的抽象思想，表达的形象可感而又便于理解和接受。判词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愤怒斥责了行凶之人，情理交融，收到了非常好的表达效果。如“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又如，判词指出凶手屈培秋第一次行凶“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 道德力量在我们国家往往比生硬的法律理由更令人信服，因此在说理时，如能辅以道德情感来褒贬案件的是非责任，往往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缺省三段论 早在古希腊修辞学发端时期，亚里斯多德就十分重视缺省三段论的应用。所谓的缺省三段论是指：在一般三段论的演绎模式基础之上由于某个前提众所周知而不予表述，从而直接推导出结论的一种三段论模式，比如，这样一个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也会死。在这里由于作为推论的前提人所共知，所以在进行逻辑演绎时往往省去这一前提的表述，在判决制作领域，法官们在制作判决时往往利用缺省三段论来达到某种修辞效果，以便于在前提可能真实也可能并不十分确定真实时起到增强判决合法性的修辞效果。
4．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性 “只有一切参与者的利益至少被卷入讨论中，合意才具有意义。” 因此，判决中对庭审过程中双方对话情景的再现程度以及再现的平等性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双方对判决的接受程度，一场至少在形式上被尊重了的对话被认为在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结果。因此，有经验的法官为了减少上诉，往往不厌其烦地在判决书中大量引用双方的论点及论据，给人以当事人的逻辑代替了法官的逻辑的印象。而我们现有的判决书往往简单声称：“经本院查明……”、“有……证据为证”或“原告所诉本院不予认定”，由于判决书中仅仅表述法院的认证，而对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不加反映，双方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对于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有效影响的主观感受受到了损害，因此这样的判决文本往往难以令当事人和公众信服。这样，法院认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其可接受的合法性。另外由于控辩双方主体地位地确立，法官在判决说理时亦应注意不能对双方的诉讼主张采取批驳或反驳的态度，如“被告人所称纯属无理狡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方法之外，法官还会在判决中“通过坦率披露那些反对自己结论的事实和权威、通过语气上表现得具有试验性和让步，甚至通过对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坦诚表示怀疑”，以比喻性修辞代替逻辑论证等，借此增加判决的可信度和正当性。 等等诸如此类的方法不一而足，它们在司法实践中以一种更为多元的状态呈现在判决之中，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加以舍弃。
五． 判决的不当修辞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２号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二、第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法规工作委员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研究室、预算工作委员会和信访办公室等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三、第八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由主任会议制订，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制订各自的工作计划。”
四、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罢免个别代表和接受个别代表的辞职。”
五、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按照《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执行。”删除第三款。
六、第十五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听取和审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的调减；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审查和批准规划调整方案。”
七、第十六条第（一）项修改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提出审议意见，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第（二）项修改为：“撤销省人民政府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命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删除第（五）项；第（七）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向上述国家机关提出询问和质询”；第（八）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第（九）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督促有关机关对违法问题作出处理”。
八、第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厅长及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第（五）项修改为：“根据主任的提名，决定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和信访办公室主任”；第（七）项修改为：“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务委员会许可，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正在实施犯罪的嫌疑人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立即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十、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办公厅应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寄送有关文件和资料。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十一、第三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制订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第（七）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决定组织部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十二、删除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十三、第三十七条第（五）项修改为：“按照《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规定，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意见”；第（七）项修改为：“按照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的安排，具体组织实施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
十四、第四十条第（三）项修改为：“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人事、行政、接待、档案、保密、保卫、信息、培训工作和其他日常工作”；删除第（四）项。
十五、第四十一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负责《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
十六、删除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第（七）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办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补选、辞职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另行选举，以及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职的具体工作”。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预算工作委员会是为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服务的工作机构。预算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和监督预算执行方面的具体工作；（二）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的具体工作；（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听取和审议有关财政、预算、税收、审计等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四）负责预算备案工作；（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信访办公室是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机构。信访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信访办公室的职责：（一）负责办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信访工作；（二）承办上级国家机关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三）综合分析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及时向主任会议提供信息和建议；（四）协调处理、督办和督查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九、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七条，第（二）项修改为：“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共同研究有关问题”；第（四）项修改为：“举办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培训班”。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７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７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省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遵循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我省的遵守和执行，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我省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民主权利。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经常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法规工作委员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研究室、预算工作委员会和信访办公室等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由主任会议制订，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制订各自的工作计划。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通知有关选举单位补选出缺的代表或者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内选举或者另行选举个别代表。
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提请常务委员会确认。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常务委员会指导全省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罢免个别代表和接受个别代表的辞职。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本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般应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大会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体程序按照《湖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省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按照《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听取和审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的调减；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审查和批准规划调整方案。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监督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监督的主要形式：（一）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提出审议意见，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二）撤销省人民政府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命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三）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撤销严重违法乱纪和失职渎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四）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五）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责成有关部门认真办理，限期报告办理结果；（六）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向上述国家机关提出询问和质询；（七）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八）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督促有关机关对违法问题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任免权：（一）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在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从上述机关的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省长、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的人选；（二）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三）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厅长及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四）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五）根据主任的提名，决定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和信访办公室主任；（六）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七）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决定接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决定授予荣誉称号。
第二十一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务委员会许可，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正在实施犯罪的嫌疑人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立即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和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特殊情况下可以临时召集。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办公厅应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寄送有关文件和资料。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按时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因病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到会的必须请假。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有关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必要时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列席人员应当按时列席会议，因病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列席会议的，必须请假。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按下列程序确定：（一）秘书长在举行会议一个月前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计划要点和各方面意见向主任会议提出建议；（二）主任会议拟定草案；（三）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需要变更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二十五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根据工作需要，主任会议可以委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拟订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提案人说明。
议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提案理由和具体方案；地方性法规案应当有法规草案文本。
第二十六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并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说明。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和工作报告，可以采取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的形式，并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审议任免案的时候，提请任免的机关应当介绍被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必要时被提请任命的人员应到会汇报情况、回答询问。
第二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或者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须写明质询的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具体内容。
质询案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专门委员会听取对质询案答复的时候，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会议列席人员在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分组会议上的发言，应当围绕会议审议的主题，认真作好准备，力求简明扼要。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表决议案的时候，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任免案按照《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表决。
表决议案，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允许公民旁听，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四章 主任会议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主任会议由主任召集，或者由主任委托一名副主任召集。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通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必要时，邀请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
第三十五条 主任会议的职责：（一）制订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二）决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日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讨论提请会议审议的文件草案；（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四）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处理办法；（五）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工作汇报；（六）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七）对代表和群众反映的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八）决定组织部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九）处理常务委员会的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五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
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
第三十七条 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一）研究、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主任会议交付的议案；（二）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并作出说明；（三）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主任会议交付的质询案，听取受质询机关对质询案的答复；（四）审议有关的法规和决议、决定草案，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查）意见报告；法制委员会对法规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查）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五）按照《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规定，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意见；（六）根据工作需要，联系省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七）按照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的安排，具体组织实施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八）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九）对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十）根据工作需要，联系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联系与本委员会有关的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十二）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章 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秘书长、副秘书长一般每十五日召开一次会议。秘书长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通知有关处室的负责人参加。
第三十九条 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机关联席会议。机关联席会议由秘书长主持，研究处理机关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协调机关各工作机构之间的工作。
第四十条 办公厅是常务委员会综合性的办事机构。办公厅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处室。办公厅的职责：（一）负责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和以常务委员会名义召开的其他会议的准备工作；（二）起草常务委员会的有关文稿，编印有关刊物；（三）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人事、行政、接待、档案、保密、保卫、信息、培训工作和其他日常工作；（四）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法规工作委员会是为常务委员会审议、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服务的工作机构。法规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法规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归口联系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工作有关的机关，汇总提出常务委员会在两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间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计划草案；（二）为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草案做好有关服务工作；（三）协助法制委员会做好对法规草案的统一审议工作，承办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具体修改工作；（四）负责《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五）负责国家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工作；（六）办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报备案以及地方性法规汇编的具体工作；（七）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二条 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是负责选举、人事任免和联络工作的工作机构。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归口办理联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工作；（二）办理联系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三）办理和督促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代表的来信来访；（四）办理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的具体工作；（五）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具体工作；（六）办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补选、辞职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另行选举，以及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职的具体工作；（七）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以及常务委员会指导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具体工作；（八）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三条 研究室是常务委员会负责理论研究、文稿起草、宣传报道的工作机构。研究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研究室的职责：（一）对涉及全省人大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调查研究报告；（二）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方人大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三）组织起草常务委员会及主任会议的有关文稿；（四）负责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协助做好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五）编印有关刊物；（六）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 预算工作委员会是为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服务的工作机构。预算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和监督预算执行方面的具体工作；（二）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的具体工作；（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听取和审议有关财政、预算、税收、审计等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四）负责预算备案工作；（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五条 信访办公室是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机构。信访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信访办公室的职责：（一）负责办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信访工作；（二）承办上级国家机关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三）综合分析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及时向主任会议提供信息和建议；（四）协调处理、督办和督查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章 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联系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加强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联系。联系的办法：（一）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前，组织代表进行视察；（二）邀请代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和专门委员会组织的专题调查；（三）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分工联系代表，征询代表对本级国家机关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四）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五）委托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本行政区域内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六）印送有关刊物和资料，处理代表来信，接待代表来访。
常务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联系在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加强同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联系。联系的办法：（一）邀请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二）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共同研究有关问题；（三）召开有关工作会议和专题座谈会；（四）举办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培训班；（五）印送有关刊物和资料。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根据本条例制订工作制度。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试行）》同时废止。
洪浩
……判决的艺术必然是修辞，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法律形式主义学派的一个缺点。
——波斯纳
法律的言语行为，如法官判决，……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打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多学科工作领域，但在此地尚少有耕耘。
——弗里特约夫·哈夫特
一.必要的交代：问题、意义及方法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国内学界尚未展开广泛研究的课题，笔者所能借鉴的资料非常的有限，一种拓荒性的研究所必然要求的基本概念的厘清与界定以及意义的言说则成了本文作者无以逃避的“义务”。
首先需要界定的便是修辞的含义。修辞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修辞是指一种语言现象，是对语言的加工活动，具体到本文所要言及的判决的修辞则是指根据判决的需要，选择、配置最佳语言形式，提高表达准确性，并借以增加表达效果、增强说服力的一种活动，而广义的修辞则还包括逻辑推理以及判决形成过程中所有用以增强说服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文本上的修辞手法，正如尼采所言：“所有诱发信仰的努力都是修辞。” “修辞产生的是说服，它的全部工作就是说服人。” 根据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观点，这种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在思想上接受向他们提出并争取他们同意的命题。 修辞并不是空洞的辞藻和堂皇的外衣，而是让枯燥的法律成为更容易吞食的胶囊或糖衣， 如果把司法判决表述为法律产品的生产，则判决的修辞就是法律产品的促销手段，只有经过修辞的判决才能为公众更好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本文将取修辞的广义。即将判决的修辞界定为一种通过对判决文本的润色和判决推理以及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得到“合法性”并借此获得人们普遍、一致的信仰与服从的策略。
正如卡多佐学院的理查德·威斯伯格教授认为的那样：“判决意见中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比判决结论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决定着所要得出的结论的对错，为了理解法律正义，我们必须考察隐藏在语言和修辞之中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 因此本文的基点正在于探求判决文本及其形成过程是如何通过修辞生成正当性的方面。这种考察将会产生如下意义：
一.对判决的正当修辞能在相当程度上强化法律的正当性。法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卢曼提出过“通过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命题，程序能使法律的变更合法化，对判决的修辞正是这一程序正当化过程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使用修辞技巧以获得判决正当性。修辞学可以成为一种“让真理听起来更像真理的手段，在许多时候，这还是唯一可能获得的手段”， 对正当修辞而言，它不仅对于“通过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命题起着脚注和阐释的作用，而且开拓了判决“正当化”理论的研究视野，将修辞学、传播学、社会学以及符号学等学科知识纳入到了程序正当化研究的视域，这对于拓展程序正当化理论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而判决的不当修辞则可能损害法律正义，甚至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字在司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诉讼活动中存在着“书写”的暴政，萨义德也认为书写的语词是一种武器，“对谎言的修辞可以产生真理”， 而为了避免武器被滥用、异化为“书写的暴政”，对判决修辞的研究就成为必须。在目前学界及实务界对判决需要加强说理的片面强调中，一个令法律界难堪的二律背反现象却是：即使司法官员掌握了精确的语言表达技术和严密的形式逻辑规则等技巧，判决文书的正当性仍然可能得不到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表达技术被用来伪表达，逻辑规则被用来反逻辑，判决文书的正面是堂而皇之的条分缕析，而其背后却是躲躲闪闪的掩饰技巧，枉法裁判以一种华丽的外表更具蛊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的方式上演了。因此，为了从更加实质的意义上推进我国判决文书的说理改革，对判决的修辞尤其是不当修辞的研究便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判决腐败和司法腐败现象表现形式的认识，并进而制定出有效的防止判决腐败和司法腐败的现实策略。
在确定了研究的前提性概念及研究意义之后，尚需交代的还有研究的方法问题。有学者曾经说过：逻辑是不能被打败的，因为打败逻辑必须使用逻辑；语言是不能被超越的，因为超越语言必须借助语言。逻辑和语言可以说是说理的两个终极性的工具，因此，在对判决理由的锤打过程中，逻辑和语言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当逻辑拼命演绎却又无法自恰的时候，便由语言来填补逻辑的空白地带，而当语言苍白无力而又缺乏力量的时候，便由修辞来润色语言苍白之处。因此，对于判决叙事语言和说理逻辑修辞进行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的必须。基于此，本文并不准备按照文本结构将判决书划分为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来加以研究，而是从判决文本的功能入手将判决书划分为认知性文字及说服性文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判决文本的认知性修辞和说服性修辞。此外，作为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技术往往也在不同程度地强化被告人及判决受众对于判决文本的服从与认可程度，因此，本文也将对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技术予以必要的考察。
需要进一步交代的是作为本文主要分析工具的认知性修辞与说服性修辞的界定。所谓的认知，是指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早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中就阐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此后修辞学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肯定了修辞所具有的认知属性。修辞的认知属性可以从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个方面予以考察，为了建构出适当的话语，修辞的主体需要对各种修辞要素的知觉、注意、判断、分析及推理过程，进行统一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而话语接受者，则需要对话语所产生的原始语境以及现实语境进行足够的知觉、分析、判断和加工，以便为话语信息的析出和确定储备必要的参照信息系统并解析话语的语言意义、言语意义以及修辞者的言语动机等社会心理信息。 正是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方面的认知功能使得判决的修辞得以生成合法性，基于以上考察，判决书中的认知性修辞主要是指一种叙事上的手法，指法官在判决叙事中充分运用语言的力量，在判决的叙事策略、结构安排、详略取舍、渲染烘托等方面的手法或技巧，通过它来说服读者相信一种事实；然而修辞并不仅仅是表达，它还是一种推理的方法，因此，说服性修辞也是判决修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这里的说服意味着“既不收买，也不强迫，要让某人在某一个问题上接受你的看法”， 因而这种手段必然是修辞。我们知道，在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中，推理和说服日益融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同时对于推理的修辞以及说理的艺术的实践与研究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对于法律推理的说服性修辞并没有帮助判决书的受众完成思考而是用一种逻辑的外表代替了他们的思考，直接获得了他们的认同。所以本文认为：说服性修辞则是指在无法进行逻辑证明或科学证明的领域中所采用的的所有说服性手段（包括类比等无法进行精确证明时用于证明命题正当性的所有方法）。
由于以上交代的类型划分只是一种便于学术研究与论述的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判决文本的二分只是一种观念的构造物，是一种思维图景，因而非常容易被现实中的反证所推翻，而这将使得本文的研究——事实上也将使得类似方法的研究——无法展开，故笔者有必要在此声明：本文对于判决修辞的分类描述只是一种便于学术研究的理想假说，应该承认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之中，认知性修辞与说服性修辞往往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而且正当修辞与不当修辞的界限也并非如本文所列举的那么泾渭分明，度的偏离与超越往往成为正当修辞和不当修辞的实质性分野，它们的对立并非如文本分析时所展现的那么昭然若揭，浓度可以导致色变，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红与黑的色泽一样，存在着种种对立与转化的可能， 而这又将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意义的研究领域，但是限于篇幅及主旨，本文无力承担对此的分析任务，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下的论述上。
二．判决修辞的背景及成因分析
1．司法民主化的趋势 古代统治者笃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腐教条，实行司法擅断，认为判决是权力的行使，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所以无须说明理由，因此，判决并不说理， 这种现象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改变，如意大利从16世纪起，德国从18世纪起，判决说理的做法才正式确立起来，法国在1790年，德国在1879年作为一项普遍的义务强使法官在判决中说理。判决从不说理向说理的转变，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改变，更主要的是代表了司法民主化的趋势。司法民主化要求判决必须是基于理性而非基于恣意和擅断作出，判决修辞就是在这样一个司法民主化的背景之下登台的，它是判决说理的自然延伸，当判决理由不充分或根本没有正当理由支持判决的时候，为了赢得公众对于判决持久的信任与支持，修辞就成为无法替代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获得理解与证明，如：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在一个神判时代，一个无须说理的司法背景中，判决有修辞的必要。与修辞结伴同行的是强力与蒙蔽的对立面——角力与说服，其背景则是由权威-服从模式向对话-服从模式转变的司法民主化趋势。
2. 法律判决的形式化趋势。 法律判决的形式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即法官在判决时所明确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们的真实理由，而只是最好的法律上的理由。也就是说，法官的判决必须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即使这个理由并不是法官做出判决的真正理由。古代判决书中的“见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贫民尺地寸土皆是血汗之所致”之类的话，在现代判决书中是找不到的。判决建立在这样一种语言上，形象让位于事实，直觉让位于证据，修辞让位于现实。也就是说，在判决书中，激情也压服了理性，它追求一种稳重、庄严的风格。比如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债权人的债权与工人工资的清偿序位时，如果法官非常同情工人，在判决书中，他可能阐明煤矿工人的生活是如何的凄惨与悲凉，社会应该如何在道义上站在工人一边。他会依据民法中的帝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决。虽然这样有可能被指责为使“法律条款软化”，但这是同一话语圈子里的权力争夺问题，如故哦以生活理由支持这一判决，他根本就有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根本进不了讨论的机制。但是，这也发展了法官在判决书中的“修辞性技巧”，如在判决书中强化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淡化一些事实。
3．法律的文学化运动。1973年。密歇根大学教授詹姆斯·伯艾德·怀特出版的《法律的想象》一书揭开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序幕，此后影响日渐扩大。有人称，这场运动甚至会彻底改变法律学者谈论和思考法律和作出判决的方式。法律家日益意识到了语言和修辞在撰写司法意见时的作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法律文本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运用文学视角，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 ，美国学者波斯纳也看到了文学对于法律的巨大作用，认为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判决修辞多有助益，“修辞在法律中有很大作用，因为很多法律问题无法用逻辑和实证的证明来解决” “许多法律文本（尤其是判决意见）在修辞上而不是在冷静的注解上与文学文本相似” ……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宣传与鼓动下，文学中的叙事技巧、修辞艺术、隐喻手法等等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法律领域尤其是判决意见的撰写上来。法官已习惯于运用修辞和隐喻等手法来弥补法律语言的“刚硬”，甚至是法律推理的不足。 判决的修辞遂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常态。
三．影响修辞方法的因素：初步分析
1．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法律语体具有独立于其他语体的特殊风格，它既不同于追求语言形象化、生动化的文艺语体，也不同于追求以数据表格等进行烦琐论证的科技语体，法律语言的独特属性必然要求其在选择修辞手段时根据其文体特征做出适当的取舍。但是法律语体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绝对排斥修辞，实际上，诸如准确、通顺、简洁，本身就是修辞的手段，诚然，法律语言排斥夸饰、华丽的辞藻，拒绝文学描绘手法，但它们并不是“修辞”的全部内容，以对“修辞”过于狭窄的理解而否定修辞在法律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片面的。事实上，法律语言在词法、句法还是在章法上，须臾离不开修辞手段。“在词法上，它常常使用雅语、敬语、成语，尤其是术语；在句法上，它常运用提前、重后、简略等句式；在章法上，常用分条、总叙、结语、引用等辞格。” 显然，法律语体的特征决定了法律文本在修辞手法上侧重于对语言形式进行一定的修辞，而对其他内容进行修辞则很容易落入“正当性”责问的沼泽，因此，一般认为，法律语体比较适合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对夸张、排比、反语等积极修辞手法则多采取排斥或者限制的态度，判决书所选用的积极修辞手法，往往只局限于排比、层递、对比、反复等有限的几种。
2.判决文本的受众群体 斯威夫特说：“对一个讲不进道理的人，你也不可能跟他讲出道理。” 深刻地揭示出了受众对于判决说理方式的影响。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必须事先考虑到其预期受众的可能反应并进而决定说理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法官和受众一起完成了判决书的制作。由于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围绕着上诉审司法展开的，遵循先例的传统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上级法院的意见，而非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所以，英美国家法官的判决的预期受众——至少对于上诉审法院来说——主要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关心此案的公众，而是法律共同体中的其他法官以及实务者和学者，作为完全的内部人员，他们擅长阅读纯粹的司法意见（包括听出弦外之音），他们“对于一篇司法意见的适当措辞和规范有着确定的预期”， 所以我们才经常在英美国家的判决书中发现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学术论文型的司法意见，在这里，由于受众的专业性，拙劣的修辞反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故一般的认知性修辞很少被使用，而高明的说服性修辞技巧却是俯拾皆是。大陆法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它们并不实行先例制度，法官没有造法功能，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一样关注特殊的事实构成，也不象英美法官一样注重上级法院的意见，而是更看重判决的公众（包括当事人）反应，所以为了获得这些人的认同，推理形式便不能十分复杂，严格的三段论演绎几乎是法官唯一可用的推理工具，在法律规则明确的情况下，只要对判决事实加以认知性的修辞，判决结果自然就是有了“合法性”，这也将他们对于从事冗长论证的不情愿合理化，判决书的简洁性和形式主义风格意在隐藏一种恐惧，即害怕过于详尽可能有碍于审慎周到和严守秘密，而审慎周到和严守秘密正是专家权力的要素， 故认知性修辞在大陆法国家体现的更为明显，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判决的制作中，仅仅要求载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理由，而并无论证的要求。
3.判决对受众的说服成本。由以上分析引出的一个推论是：判决文本对受众的说服成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判决修辞方式的选择。“有确定目标的说服者会选择对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实现目标之概率最大化的混合修辞方式，包括真实的信息、谎言、暗号以及情感感染。” 波斯纳进一步分析说，说服者往往有一系列说服目标，并且存在着一个价值序列，但是说服者也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去盲目追求前几位说服目标，因为说服受众接受这一目标的成本也许高不可攀。由于判决所面对的不同的受众群体具有质的不同，他们保持自己信念的“顽固”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要让布鲁诺心悦诚服地接受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其说服成本几乎可以用无穷大来形容），相应地，说服成本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听众信念的顽固程度有可能影响言者对修辞目的的选择，而距离（指言者欲灌输之信仰与听者本来具有的信仰的差别程度——引者注）有可能影响他对修辞手段的选择。” 这种分析还可以在另一个层面得到验证：即修辞还可以降低说服成本的第一个层面：受众接受信息的成本。听众吸收信息的成本越高，言者就越依赖那些对听众吸收能力要求不很高的说服形式，因此使成本最小化。在某些听众面前，哪怕是拥有最精确的知识也不容易让他们因我们的言辞而产生确信，因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被以知识为基础的论证说服，因此，修辞必须用每一个人都有的概念，用非正式逻辑，再借助共同的知识把一些证据同听众的先前信念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来推进他们的论证，达到他们的说服目的。
三．判决修辞的正当性标准
目前国内学界所热衷于讨论的判决文书的改革似乎都将视线集中在了判决书应加强说理的环节上，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共识的前提假设：即说理的判决才是同时也一定是正当的判决，然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一直强调判决说理的欧陆国家也在进行的判决文书的改革当中，我们又似乎可以对此假设之前提提出某种假设的怀疑：判决说理了是否一定意味着判决就正当了？这就牵涉到了判决修辞的正当性问题。对判决正当性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将会有助于证实或者证伪我们的怀疑。
如果把修辞看作是在一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一套剩余的推理和说服方法的话，那么修辞似乎是个中性物，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是正如本来“价值无涉”的科技手段也会被用做邪恶目的一样，修辞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手段也会服务于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目的，这种手段因此也就具有了伦理的属性，因此对修辞手段进行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与研究就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对此，我们的论述将做如下地展开。
“论证和理由并不是一回事，论证仅仅是对判断的正当化，是一个话语和修辞层面的过程，而不能保证判断的正当，这涉及到社会共识的认可”。 马克斯·韦伯认为，被支配者并非总是从理性算计和功利角度服从支配者，其服从还源于深层的精神因素，即相信统治者有某种“合法性”，而从支配者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只有结合了对‘合法性’信仰的习俗和利害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统治可靠的基础。 由此可见，判决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就必须编织一张“信念之网”，达致一种正当性以获得受众的信仰，引发其“不加反省的、习惯的、无意识地认可与服从”。
为了深入分析判决修辞的正当性问题，我们将正当性划分为合法性 与合理性两个层次。合法性是正当性的表层要求，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合理性则是正当性的深层要求，属于实质正义的范畴，判决的法律效力在直观的层面来自于合法性，实质上则由判决的合理性所决定。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正当性的获得是由法官与受众双方共同完成的，根据韦伯的法制权威型的合法性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其合法性建立的两个基础：1.将合法性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2.将合法性建立在实质合理性基础之上,据此,我们可以把正当性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合法、主观合理与实质合理。一个没有说理的判决是一份形式不合法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不管如何加以包装修辞，都因为不具备正当性的基础要求——形式合法而不具正当性；而一份说理的判决，虽然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要求，却很有可能因为说的是“歪理”而不得不对判决的理由加以一定的修辞，使之赢得公众的认可，它至少具有表面上被人认可的合理性，此之所谓“主观合理”，但是这样的一份判决将仍然因为其不符合正当性对于实质合理的要求而不具正当性；最后，显而易见，真正具有正当性的判决修辞应该是对那种说理并不充分而需要在说理的方式方法上加以润色和加工的判决所进行的修辞，它只是使比较弱的论点似乎更强有力，在必然性论证不可能的情况下诱发人们对判决的信仰的一种手段，因为它符合了判决正当性的所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不但进行了形式上合法的说理，而且通过说理的修辞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了主观合理性，同时，又因为它仅仅是对于判决正当理由的补充与补强所以符合实质的合理性的要求。综上，只有同时具备了形式合法性、主观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判决修辞才是正当的修辞，而仅具形式合法性或仅仅兼具形式合法性和主观合理性的判决修辞则属于不当修辞。
四．判决的正当修辞
（一）．认知性修辞的正当形态
1．庄重得体 判决书因为是法律活动的最终产品，所以，应以经过筛选净化的最为庄严肃穆的语言加以制作。为使判决语言显得尽可能的庄重、神秘和高贵，英美法官甚至经常使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这不仅是法律语体风格的要求使然，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乾隆时期著名幕府王又槐说：“供不可野，如骂人污辱俗语及奸案秽浊情事，切勿直叙，只以‘混骂’等字括之，犯者必于申饬。” 清代另一位著名学者兼幕府李渔也认为判决书“更宜慎重，切勿用绮语代庄，嬉笑当骂，一涉于此，则非小民犯奸之罪状，仅是官府诲淫之供招矣。” 一些对人格毫无顾忌加以贬损的语词如“不念旧恩，嚣然吠主”、“城狐社鼠，昼伏夜动”和“背本忘义，虽禽兽之不若”等均违背了判决书制作应庄重得体的修辞要求。
2．语体修辞 尽管对于语言的修辞被认为并不具有直接的说服作用，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即优雅的文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受众更乐意于仔细研读判决文本，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这种修辞因为起到了犹如包裹药物的糖衣一样让药物更易吞食——起码不至于反胃——的效果而发挥了判决说服功能的前提性功能，这样，让读者读到结尾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附着在判决文本的说服目的之上而成了判决修辞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即使“我们可能已经对一篇司法意见讨论的法律问题丧失了兴趣，但是这篇意见的风格可能还是让我们想读它。” 中国古代历来更是倾向于把判词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加以制作，这使得“判词摆脱枯燥乏味等缺点，增强判词本身的可读性，此外，文学作品多样性的表达方式，准确凝练的语言特色，也是高质量的判词所必须具备的要求。” 尤其是古代判词追求语言艺术化，判决多句式整齐、节奏明显、铿锵有声、顺口悦耳，“弃官式语言之呆板、圆滑而以优美、典雅之文风极力阐释自己独特见解，极具浓厚美学韵味，又含深刻法理，兼容极高艺术性之判决不断奉献于世人面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的法律判决之美而倾心研读关注。” 虽然在当代，判决不再像古代那样片面追求“字字超群、句句脱俗”、“下语如铸”，而是更为重视法理的宣示、更加侧重于判决的法律属性，其文学性的一面则降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各种判决的修辞方式仍然经常被加以应用，以达到判决“规范美、庄严美、简洁美、质朴美和流畅美”的“五美”要求。
3．模糊表述 一般来说，法律语言应尽可能的追求准确、明确的表意效果，尽可能地少用模糊词语，但是为了完成特殊的表达任务或者实现特殊的表达目的，模糊表述往往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一份刑事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人公然散播反动言论,并向海外敌特机关提供机密情报……” 本来“反动言论”和“机密情报”的指涉范围非常之广，如果一味追求准确明确，则似应在“反动言论”和“机密情报”之前加上必要的限定，或写明具体的内容，但是这样又会与保密和防止扩散的考虑相冲突，于是这份判决便以抽象和概括程度较高的共名词语“反动言论”以及“机密情报”来表达一种模糊的语义，有效的化解了这一难题。 另外，在判决事实和理由分离的判决书制作格式当中，在判决理由部分对于事实的叙述必然是具有高度总结性的，以避免和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发生重复，这时，模糊语词也会成为不可缺少的修辞手段。
4．简练概括 法律语言“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 法国判决书制作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例证，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说：“法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想方设法使判决书的内容缜密而紧凑……那种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文漫笔从来不能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发现，在下级法的判决书中也很难找到。”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也提出了“力求语言精练”的要求。显而易见，这种简练概括的表述要比冗长繁复的表述更能吸引并支配判决受众的注意力，以进一步发挥其说服功能。另外，简练概括的事实表述可以使得关键性表述较为集中，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发挥其认知功能，强化受众对该事实的认可程度，如果表述过于冗长，而使得这些关键性表述也因此更分散、更繁杂，甚至是隐藏在限制、注释、引用乃至判决书中的其他冗长繁复的地方，那么这种强有力的认知性功能就会丧失殆尽。当然，精练概括只是一般性的要求，它仅适用于当事人及公众能够理解判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致产生疑惑不解并质疑判决正当性的情况，而对双方有分歧的争议较大的案件，判决仍应不避冗长，详加论证。
5．剪裁事实 “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讲故事的特定形式” ，所有的判决中的事实其实都是一种经过了剪裁与拼贴的叙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律案卷中的叙事是一种虚假的叙事。正是这种叙事使得（不同的事件——引者注）……得以跨越不同的事件序列，而进入到一种法律体制的逻辑和关系中去。” 吉尔兹也曾说过：“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 这种对于事实的裁剪，是在法官的指导下构建的，是一种对于判决叙事的修辞，目的在于获得基于剪裁事实基础上的法律话语的正当性，其最终是为了影响法律之运作。此外，由于民间尤其是基层乡土社会发生的大量纠纷很难被纳入现有的且主要是移植过来的法律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而法官为了解决事实争议又必须用现有的法律概念系统将其包装、剪裁和拼贴，以使其在这个合法的概念体系中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所以，“为了法治的统一（其中必然包括法律概念术语的统一），为了法律共同体的形成，法律必须对非格式化的现实予以某种构建。” 而剪裁事实便是这种构建的有力工具和手段之一，它使得法官可以在格式化的事实基础上最终形成自己的格式化了的司法意见，这样，剪裁事实也就成为了判决活动的必须。
（二）．说服性修辞的正当形态
1．判决异议 传统的司法权威主义认为法院只持一种意见可以达到与秘密表决相近似的神秘效果，但是司法民主化的趋势已经推动了传统上持上述观念的大陆法国家逐渐认可了判决书中呈现不同意见的做法，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芬兰和瑞典，这种异议展示已经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判决异议被称为“法官懒惰的解药”，它可以保证法官们不会仅在其中某一个法官的意见后盖上自己的图章。” 判决异议的说理方式展现了判决从演绎证明到对话证明，从封闭推理到开放推理，从威权主义到司法民主化的趋势，总的来说判决异议不是降低了判决的权威，而是恰恰相反，它巩固并加强了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与服从。
2．情理交融 判决除应晓之以理，还应动之以情，并作到情理交融。如清代张问陶在一起顶凶卖命案的判词中，对于将儿子卖于他人顶凶而险些酿成冤案的王桂林的责任认定就连用了4个比喻，说理十分形象。判词是这么写的：“熏蚊虻以烧艾炷，恐坏罗惟，剔蚯蚓于兰根，虑伤香性，治恶僧须看佛面，挞疯狗还念主人”，将“本府为爱护孝子心”的抽象思想，表达的形象可感而又便于理解和接受。判词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愤怒斥责了行凶之人，情理交融，收到了非常好的表达效果。如“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又如，判词指出凶手屈培秋第一次行凶“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 道德力量在我们国家往往比生硬的法律理由更令人信服，因此在说理时，如能辅以道德情感来褒贬案件的是非责任，往往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缺省三段论 早在古希腊修辞学发端时期，亚里斯多德就十分重视缺省三段论的应用。所谓的缺省三段论是指：在一般三段论的演绎模式基础之上由于某个前提众所周知而不予表述，从而直接推导出结论的一种三段论模式，比如，这样一个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也会死。在这里由于作为推论的前提人所共知，所以在进行逻辑演绎时往往省去这一前提的表述，在判决制作领域，法官们在制作判决时往往利用缺省三段论来达到某种修辞效果，以便于在前提可能真实也可能并不十分确定真实时起到增强判决合法性的修辞效果。
4．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性 “只有一切参与者的利益至少被卷入讨论中，合意才具有意义。” 因此，判决中对庭审过程中双方对话情景的再现程度以及再现的平等性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双方对判决的接受程度，一场至少在形式上被尊重了的对话被认为在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结果。因此，有经验的法官为了减少上诉，往往不厌其烦地在判决书中大量引用双方的论点及论据，给人以当事人的逻辑代替了法官的逻辑的印象。而我们现有的判决书往往简单声称：“经本院查明……”、“有……证据为证”或“原告所诉本院不予认定”，由于判决书中仅仅表述法院的认证，而对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不加反映，双方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对于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有效影响的主观感受受到了损害，因此这样的判决文本往往难以令当事人和公众信服。这样，法院认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其可接受的合法性。另外由于控辩双方主体地位地确立，法官在判决说理时亦应注意不能对双方的诉讼主张采取批驳或反驳的态度，如“被告人所称纯属无理狡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方法之外，法官还会在判决中“通过坦率披露那些反对自己结论的事实和权威、通过语气上表现得具有试验性和让步，甚至通过对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坦诚表示怀疑”，以比喻性修辞代替逻辑论证等，借此增加判决的可信度和正当性。 等等诸如此类的方法不一而足，它们在司法实践中以一种更为多元的状态呈现在判决之中，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加以舍弃。
五． 判决的不当修辞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２号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经过审议，决定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二、第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法规工作委员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研究室、预算工作委员会和信访办公室等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三、第八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由主任会议制订，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制订各自的工作计划。”
四、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罢免个别代表和接受个别代表的辞职。”
五、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按照《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执行。”删除第三款。
六、第十五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听取和审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的调减；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审查和批准规划调整方案。”
七、第十六条第（一）项修改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提出审议意见，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第（二）项修改为：“撤销省人民政府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命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删除第（五）项；第（七）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向上述国家机关提出询问和质询”；第（八）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第（九）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督促有关机关对违法问题作出处理”。
八、第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厅长及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第（五）项修改为：“根据主任的提名，决定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和信访办公室主任”；第（七）项修改为：“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务委员会许可，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正在实施犯罪的嫌疑人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立即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十、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办公厅应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寄送有关文件和资料。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十一、第三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制订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第（七）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决定组织部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十二、删除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十三、第三十七条第（五）项修改为：“按照《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规定，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意见”；第（七）项修改为：“按照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的安排，具体组织实施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
十四、第四十条第（三）项修改为：“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人事、行政、接待、档案、保密、保卫、信息、培训工作和其他日常工作”；删除第（四）项。
十五、第四十一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负责《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
十六、删除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第（七）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办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补选、辞职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另行选举，以及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职的具体工作”。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预算工作委员会是为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服务的工作机构。预算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和监督预算执行方面的具体工作；（二）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的具体工作；（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听取和审议有关财政、预算、税收、审计等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四）负责预算备案工作；（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信访办公室是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机构。信访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信访办公室的职责：（一）负责办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信访工作；（二）承办上级国家机关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三）综合分析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及时向主任会议提供信息和建议；（四）协调处理、督办和督查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十九、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七条，第（二）项修改为：“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共同研究有关问题”；第（四）项修改为：“举办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培训班”。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７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７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９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省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遵循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我省的遵守和执行，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我省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民主权利。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经常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法规工作委员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研究室、预算工作委员会和信访办公室等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由主任会议制订，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制订各自的工作计划。
第二章 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通知有关选举单位补选出缺的代表或者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内选举或者另行选举个别代表。
常务委员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提请常务委员会确认。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常务委员会指导全省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罢免个别代表和接受个别代表的辞职。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本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召集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般应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一个月以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大会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体程序按照《湖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省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按照《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听取和审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的调减；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审查和批准规划调整方案。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监督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监督的主要形式：（一）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提出审议意见，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二）撤销省人民政府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命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三）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撤销严重违法乱纪和失职渎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四）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五）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责成有关部门认真办理，限期报告办理结果；（六）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依照法律规定向上述国家机关提出询问和质询；（七）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八）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督促有关机关对违法问题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撤销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任免权：（一）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在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从上述机关的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省长、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的人选；（二）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三）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厅长及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四）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五）根据主任的提名，决定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和信访办公室主任；（六）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七）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批准任免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决定接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决定授予荣誉称号。
第二十一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务委员会许可，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正在实施犯罪的嫌疑人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立即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章 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和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特殊情况下可以临时召集。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办公厅应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寄送有关文件和资料。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按时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因病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到会的必须请假。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有关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必要时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列席人员应当按时列席会议，因病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列席会议的，必须请假。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按下列程序确定：（一）秘书长在举行会议一个月前根据常务委员会工作计划要点和各方面意见向主任会议提出建议；（二）主任会议拟定草案；（三）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需要变更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二十五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根据工作需要，主任会议可以委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拟订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提案人说明。
议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提案理由和具体方案；地方性法规案应当有法规草案文本。
第二十六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并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说明。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和工作报告，可以采取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的形式，并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审议任免案的时候，提请任免的机关应当介绍被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必要时被提请任命的人员应到会汇报情况、回答询问。
第二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或者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质询案须写明质询的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具体内容。
质询案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报告。
专门委员会听取对质询案答复的时候，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会议列席人员在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分组会议上的发言，应当围绕会议审议的主题，认真作好准备，力求简明扼要。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表决议案的时候，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任免案按照《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表决。
表决议案，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允许公民旁听，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四章 主任会议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主任会议由主任召集，或者由主任委托一名副主任召集。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通知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必要时，邀请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
第三十五条 主任会议的职责：（一）制订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二）决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日期，拟定会议议程草案。讨论提请会议审议的文件草案；（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四）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处理办法；（五）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工作汇报；（六）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七）对代表和群众反映的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八）决定组织部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由本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九）处理常务委员会的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五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
各专门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
第三十七条 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一）研究、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主任会议交付的议案；（二）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并作出说明；（三）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主任会议交付的质询案，听取受质询机关对质询案的答复；（四）审议有关的法规和决议、决定草案，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查）意见报告；法制委员会对法规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查）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五）按照《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规定，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意见；（六）根据工作需要，联系省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七）按照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的安排，具体组织实施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八）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九）对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十）根据工作需要，联系有关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联系与本委员会有关的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十二）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六章 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秘书长、副秘书长一般每十五日召开一次会议。秘书长会议根据工作需要通知有关处室的负责人参加。
第三十九条 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机关联席会议。机关联席会议由秘书长主持，研究处理机关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协调机关各工作机构之间的工作。
第四十条 办公厅是常务委员会综合性的办事机构。办公厅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处室。办公厅的职责：（一）负责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和以常务委员会名义召开的其他会议的准备工作；（二）起草常务委员会的有关文稿，编印有关刊物；（三）负责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人事、行政、接待、档案、保密、保卫、信息、培训工作和其他日常工作；（四）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法规工作委员会是为常务委员会审议、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服务的工作机构。法规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法规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归口联系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工作有关的机关，汇总提出常务委员会在两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间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计划草案；（二）为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草案做好有关服务工作；（三）协助法制委员会做好对法规草案的统一审议工作，承办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具体修改工作；（四）负责《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五）负责国家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工作；（六）办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报备案以及地方性法规汇编的具体工作；（七）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二条 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是负责选举、人事任免和联络工作的工作机构。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归口办理联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工作；（二）办理联系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三）办理和督促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以及代表的来信来访；（四）办理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的具体工作；（五）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具体工作；（六）办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补选、辞职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补选、另行选举，以及常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职的具体工作；（七）办理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以及常务委员会指导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具体工作；（八）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三条 研究室是常务委员会负责理论研究、文稿起草、宣传报道的工作机构。研究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研究室的职责：（一）对涉及全省人大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调查研究报告；（二）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方人大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三）组织起草常务委员会及主任会议的有关文稿；（四）负责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协助做好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五）编印有关刊物；（六）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 预算工作委员会是为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服务的工作机构。预算工作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预算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一）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预决算、审查预算调整方案和监督预算执行方面的具体工作；（二）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承担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的具体工作；（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听取和审议有关财政、预算、税收、审计等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四）负责预算备案工作；（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五条 信访办公室是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机构。信访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处室。信访办公室的职责：（一）负责办理常务委员会机关的信访工作；（二）承办上级国家机关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三）综合分析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及时向主任会议提供信息和建议；（四）协调处理、督办和督查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五）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七章 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联系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加强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联系。联系的办法：（一）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前，组织代表进行视察；（二）邀请代表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常务委员会组织的视察和专门委员会组织的专题调查；（三）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分工联系代表，征询代表对本级国家机关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四）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五）委托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本行政区域内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六）印送有关刊物和资料，处理代表来信，接待代表来访。
常务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联系在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加强同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联系。联系的办法：（一）邀请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二）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共同研究有关问题；（三）召开有关工作会议和专题座谈会；（四）举办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培训班；（五）印送有关刊物和资料。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根据本条例制订工作制度。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试行）》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