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赵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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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生命、健康、身体权的民事责任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新宝

编者按：
目前，在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侵害生命、健康和身体权导致的损害赔偿纠纷占了很大比例。由于有关的一般性立法不完备，特别法规的规定不够协调统一，尤其是近２０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使得这些案件的审理较为困难，其中，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在研究作出这方面的司法解释。据悉，起草中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将系统解决这一问题。本报特邀民法典起草研究项目中负责侵权行为法部分的张新宝先生就此问题撰文，以飨读者。



侵害公民健康权、身体权的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没有对公民的健康权和身体权进行区分，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或主张在健康权之外另设身体权，或对健康权作扩张解释，使其包含身体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１?７号，以下简称法释?２００１?７号）第一条第一项明确适用了“身体权”的概念。作者认为，健康权保护的是公民保持正常健康水平的权利，而身体权保护的是公民保持其身体之完好性的权利。对健康权的侵害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包括健康水平的下降、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对身体权的侵害所导致的后果包括肢体、器官的丧失或部分丧失或某些生理功能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痛苦。对健康权和身体权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可以大致归纳为精神损害（痛苦、疼痛）和残疾。此外，对健康权和身体权的侵害，通常还发生医疗费用支出、误工工资损失、护理费用支出以及可能的持续医疗、护理费用的支付。在导致受害人残疾的案件中，还可能涉及因劳动能力降低导致的未来收入丧失或者减少的问题。

法释?２００１?７号第九条规定致人残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残疾赔偿金”，第十条规定了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一些考虑因素。这比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为法院审理有关案件提供了一个大致统一的规范。但是正确地适用这一规定，公正合理地解决侵害公民健康权、身体权的民事责任问题，还需要作更深入的探讨。

１．对已经支付的医疗、误工、护理等费用的赔偿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对有关费用的计算不宜过于苛严而使受害人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应当考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一客观情况。

２．对未来将发生的医疗、康复、护理、器械等费用的赔偿

有些受害人需要继续治疗和康复（如功能训练、整容），有的还由于失去自理能力而需要专业人员或者家人的护理，有的需要更换假肢、轮椅等器械。对于受害人将来发生的医疗、康复、护理、器械费用，可以判决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判决相对确定的赔偿标准。在作出这样的判决时，宜考虑有关专家的鉴定意见。假肢、轮椅等，应当不低于在购买时的中档质量和技术水平。

３．狭义精神损害的抚慰金

这里的精神损害是指健康权或身体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而不包括下面将要涉及的残疾赔偿问题。一般说来，狭义精神损害的程度取决于健康、身体受到侵害的程度。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尤其适用于受害人健康或者身体受到损害，遭受较大精神痛苦或肉体疼痛但没有造成残疾或者降低受害人劳动能力的案件。狭义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健康或身体受到侵害以及未成年人受害死亡，近亲属（尤其是父母亲）出现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考虑到将残疾赔偿和死亡赔偿作为专门的赔偿类别，此等狭义精神损害的抚慰金数额一般不宜过高。

４．残疾赔偿：成年有收入者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残废者生活补助费”。在实践中，这条规定通常是按照受害人所在地“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来确定“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标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六条）。后来的特别法规定有的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用计算”（《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一些司法解释仍沿用了“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法释?２００１?３号）或者“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释?２００１?７号）。

以上可以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不管受害人在受害前的收入状况如何，一旦其受害残疾，他所能得到的赔偿则只能维持基本的或者平均的生活水平。这对于受害前收入较高的受害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作者建议：对于成年的有收入的受害人之残疾赔偿，应当将其受害前的收入状况和残存的劳动能力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具体可以适用这样的计算公式：（受害人受害前３年的平均收入－劳动能力残值－受害人正常的个人年消费）×预期赔偿年限（即可以劳动的年限）＋退休后的赔偿额。比如，某人受害时３５岁，受害前３年的平均收入是５万元，其个人年正常消费是２万元，受害后的劳动能力残值为２０％（即８０％残疾），可以预期的工作年限是２５年。这时他应当获得的残疾赔偿就是：（５万元－５万元×２０％－２万元）×２５年＝５０万元。此外，在６０岁之后他还可以预期存活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按照其可得的退休金计算并减去个人正常消费费用（当得出的数额小于０时按下面论及的最低残疾赔偿数额计算）。

５．残疾赔偿：成年无收入者

对成年受害人（如家庭主妇）没有固定收入的，作者认为，可以将相当年龄、类似学历的人群的平均收入作为其“受害前３年平均收入”的参考标准，然后参照上述公式进行计算。如果缺乏可比性，也可以参考受害人当地或者侵权发生地成年人的人均收入计算。

６．残疾赔偿：未成年人

对于受害残疾的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其未来的太多不确定性，上述计算公式的适用几乎不可能。作者建议：对其残疾的赔偿主要参考当地动态的人均收入，同时考虑可能残存的劳动能力和预期的存活年限。至于接受特殊教育等方面的额外费用支出，可以计算在上述“未来发生的费用”之列。

７．残疾赔偿：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探讨

对于残疾赔偿有必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一些考量，其最突出的就是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的设定。作者认为，即使受害人没有收入或收入极低，在其受到伤害而残疾时，都不能不予残疾赔偿或者予以极少的残疾赔偿，应当建立一个最低的残疾赔偿数额标准。初步建议是：这一标准应当不低于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人均收入。

对于收入特别高的受害人的残疾赔偿予以一定的限制也是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加害人过重的赔偿负担，也可以避免社会财富通过侵权行为法发生不均衡再分配。初步建议是：残疾赔偿一般不超过上一年度国民人均收入或者当地人均收入的５０倍。这对富人也是公平的，如果是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也完全可以通过商业保险等手段作出适当的安排。



WTO背景下律师队伍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黑龙江铁兵律师事务所 周建军


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服务市场开始对外开放，并全面融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律师的服务属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和《有关专家服务的决定》中的专家服务。作为以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中国律师队伍将如何面对入世后的各种危机、挑战和机遇？这是我国律师队伍必须思考的。应该说入世给中国律师队伍带来空前的机遇和影响，面对挑战势在必然，参与竞争不可回避。律师队伍只有不断提高自我，转变观念、增强竞争意识，以科学管理的体制、管理方式和手段进行强化和完善管理，才能沉着应对挑战和参与竞争。笔者认为就WTO背景下律师队伍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应着重通过以下四个几方面加强律师队伍管理，以提高我国律师队伍的总体水平。
一、加强政府对律师队伍管理
（一）政府应适时制定、修改相应法律、法规，完善管理体制与机制。随着我国法律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律师队伍的改革与发展完全在法律的制约之下。政府部门应该适时修改和完善规范当前包括《律师法》在内的有关法规、制度和组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入世促进政府对律师队伍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使管理工作实现高效、透明、规范。
（二）政府应对律师队伍给予扶持和引导。政府应在解决律师税费上，特别是对合伙律师事务所尽快给予解决双重税收负担过重问题。并制定律师收费制度上采取合理价格收费体制，取消在某些专业领域资格限制。引导和扶持一些有国际竞争实力的规模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设立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
二、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队伍的行政管理
（一）由单一的行政管理逐步向宏观管理和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过渡。目前，我国律师事物所普遍特征是规模小、人员散、综合能力弱，管理水平低，这与WTO背景下的社会需求难以适应。随着律师业竞争的加剧，这种情况急需改变。要扶持和培养一批规模化、高层次、综合实力强律师事务所，以增强抗风险能力。这其中既要通过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推动律师事务所向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又要对中小律师事务所强调规范管理，发展专业特色，鼓励律师事务所提高专业化程度。
（二）是要加强对律师的培训力度。中国律师队伍的发展要适应WTO，就需要提高自己的整体意识。我们必须看到，WTO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商品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律师服务国际化，特别是跨国经营和垄断集团要求法律服务国际化。这种新的变化，需要中国律师队伍应根据人员构成的特点，由各律师事务所确定自己的专门服务领域，如建立专门的证券律师事务所等。并且，要加强外语培训，熟练掌握外语给律师提出了一个明确而艰巨的任务，并成为对律师队伍的严峻挑战。
三、加强律师协会对律师队伍的行业管理
（一）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职能。律师协会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之间的纽带，是实现对律师队伍管理的中间力量，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当前应加强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队伍的管理作用，通过协会引导和加强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之间的联合、沟通、协作，谋求共同发展。
（二）强化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完善管理机制。制定有效的方针，科学划分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有利于律师队伍的发展和行业保护。积极引导律师事务所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提高律师事务所现代化管理水平，推动律师队伍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加强对律师队伍培训。中国律师队伍的发展要适应WTO，对国际的经济、法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背景指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协会应当加大对律师的培训力度，使律师事务所由提供的“服务型”向“知识服务型”转变，这是WTO背景下对律师队伍的新要求。同时，律师执业不仅需要较高的业务素质，而且需要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中国律师队伍在建立健全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律师队伍对整体职业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律师协会应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对律师的培训力度，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多种有效的渠道和手段，加强培训工作，培养和造就出一支国际上堪称一流的律师队伍。
（四）加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加大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力度。建立律师违法违纪记录制度，并定期向社会披露，完善投诉查处制度。通过投诉、调查、听证、处理及申诉等程序，对违规违纪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严格查处， 保证投诉受理渠道畅通，查处规范到位。 同时，加快制订律师行为规则和业务规程、标准，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行为；推行律师执业公示制度，将律师执业活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建立相应诚信制度，增强广大律师队伍的整体诚信观念。
（五）律师协会的动态化管理。律师协会应从国际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潮流，规划我国律师队伍的发展战略；从国际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大视野，对律师队伍的管理提出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及时宏观把握了解国内、外法律服务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使各个律师事务所掌握先进的律师事务所的保险制度、业务规划、业务标准、律师行为规范、自律制度、高水平的服务方式和先进的服务理念等，改进和完善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工作，缩短我国律师业与西方国家律师队伍的差距，加快我国律师队伍的发展。
四、强化律师队伍的自律性管理
（一）强化律师队伍内部管理机制。我国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律师队伍应该清醒的认识到遇到挑战和存在的巨大的机遇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深化律师队伍改革。努力完善、优化管理体制与律师事务所本身的各项机制；如决策机制、分配机制、业务管理机智、监督执行机制等，形成律师队伍自律管理机制。
（二）建立律师队伍内部各项管理控制制度。各律师事务所应建立包括案件管理、财务费用管理、人事管理、客户管理、业务统计报表管理、安全管理、网络信息化管理等各项制度，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使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落到实处。
（三）实现“五化”和“五懂”相结合。“五化”包括规范化、专业化、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这是律师队伍发展的方向，是律师事务所深化管理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国际化竞争的要求。规范律师队伍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对律师的自律管理，发展适合实际的规模化、专业化律师所，以大、中型律师为核心建立集团化律师事务所，走向国际管理和参与竞争。我国目前一些省市律师事务所在这“五化”方面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律师事务所。这就要通过规范律师队伍的内部管理、提高律师事务所的竞争能力，将律师事务所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具有良好形象的企业。同时，律师事务所应用懂政治、懂法律、懂经济、懂科技、懂外语的“五懂”标准要求所里律师。律师事务所要全面发展就应该苦练内功。牢固的专业知识 和流利的外语交流是加入WTO对律师提出专业化的要求。WTO背景下需要的是既懂法律，并对相关产业有一定了解、又熟悉WTO的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的产业律师队伍，以适应加入WTO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四）提高律师队伍服务质量专业化。我国加入WTO后，对律师服务质量要求的更高，向更加先进化的管理方向发展。但现在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质量还跟不上WTO背景发展的要求，不少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应对意识和应对措施尚不到位，需要加强服务质量管理。律师提供的是一种特殊服务，不能脱离国际法律贸易的要求，而WTO背景下最终要实现法律服务市场的自由准入化，中国的律师队伍在这种激烈竞争环境下，只有通过专业化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才能与国际律师事务所接轨和竞争，这是竞争机制和国际市场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五）建立律师队伍整体文化形象。中国律师队伍应当注重整体文化形象，从办公场所、设施、文书用纸、胸牌、名片等都应经过统一设计，全面实现办公现代化。每个律师事务所应充分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服务水平，突出对外形象，增强当事人的信赖感，提高知名度，树立和维持律师队伍的公众形象。充分体现出律师队伍的诚信、敬业形象。要加强律师队伍素质建设，坚决杜绝社会责任感不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重影响律师队伍的形象的执业行为。
（六）加强内、外交流与合作。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是很难完成WTO 对律师队伍的整体要求，这需要律师队伍中全体律师共同投入，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那种小作坊式的经营理念，个体化的运作方式，难以与综合化、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对横。在WTO背景下中、外律师的合作已经成为必然，这也为中国律师向外国律师学习先进的执业经验提供了良好机会。各律师事务所可以充分的借鉴外国律师事务所的有益的经验和管理体制，加强与外国的律师事务所交流与合作，与国外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友好的交流互相促进，互通有无，吸取对方的优点与长处，可以吸收国外的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也可以将律师派到国外律师事务所学习，从而促进中国律师队伍的壮大。通过借鉴与吸收国外的有益之处，对不足之处进行改正。提高我国律师队伍的品位和素质，推动律师队伍整体的健全与发展。
WTO背景下律师队伍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它为中国律师队伍管理业务水平、地位、整体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条件，中国律师队伍通过完善和加强这以上各个层次的管理，建立一套比较成熟的律师管理制度，将对中国的律师队伍整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