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一九八０年内延长部分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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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1999年5月28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道路畅通，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规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通行的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单位，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处罚，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未列举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三条 实施道路交通管理处罚，应当本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严管重罚。
第四条 公安机关是道路交通管理的主管机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本条例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查处交通违章和事故。
公安机关可以根据需要，授权公安派出所查处交通违章和事故。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对行人违反交通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
第五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执行职务，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支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管理道路交通。

第二章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
第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十元罚款：
（一）在禁鸣区域内鸣喇叭的；
（二）往车外抛撒物品的；
（三）两轮摩托车驾驶、乘坐人员不按规定戴头盔或侧坐、超载乘员或货物的；
（四）驾驶车辆时使用电话、耳机、饮食、吸烟或其它妨碍驾驶操作行为的；
（五）赤膊、赤足、穿拖鞋或穿高跟鞋（鞋跟超过四厘米）驾驶机动车的；
（六）不按规定安装或者故意遮盖车辆号牌的。
第八条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
（一）不按规定的车型车道行驶的；
（二）在限速地段超速行驶的；
（三）异地驾驶员未办异地委托管理登记手续驾驶重庆市籍车辆的；
（四）在城区道路上试车的；
（五）持驾驶证正本，无副本（暂扣证在有效期内的除外）驾驶机动车的。
第九条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罚款：
（一）健全人和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上路行驶或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从事营运的；
（二）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或者不服从指挥行驶的；
（三）在划有黄线路段或者其他禁停路段停放车辆的；
（四）军队、武警驾驶员驾驶地方车辆或者地方驾驶员驾驶军队、武警车辆的；
（五）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行驶或停放的；
（六）驾驶客运车辆不按规定线路行驶、超越禁止驶入标志、不按规定站点停靠或中途站点停车待客超过三分钟或在城区道路上随意上下客的；
（七）驾驶的车辆车体残损、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或者排放黑烟污染城区环境的；
（八）驾驶机动车在城区主干道上不按规定调头的；
（九）故意在道路上慢驶或者以其他方法阻塞交通，不服从指挥的；
（十）不关车门行驶或对装载货物不作加固处理影响安全的。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并暂扣车辆；有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将车辆移至指定地点并暂扣车辆。
第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前方受阻，驾驶机动车辆不按规定排队等候，争道抢行的；
（二）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
（三）学习驾驶员单独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的；
（四）未申领教练车牌或者不按指定的时间、线路在城区道路上进行驾驶教练的；
（五）持境外驾驶证驾驶本市机动车辆的；
（六）驾驶车辆不主动避让或穿插执行任务的警卫、抢险、救灾、救护等车队的。
第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强行超车的；
（三）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或将机动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的；
（四）持挪用、转借的机动车牌照或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的；
（五）使用涂改、失效、伪造的机动车牌证或驾驶证驾驶车辆的；
（六）骗取车辆牌证的；
（七）违反规定安装、使用警报器或者警灯的；
（八）明知机动车辆发动机号码或车架号码已被更改仍然驾驶的；
（九）驾驶无牌证或已报废的机动车辆的；
（十）驾驶未经检测的机动车辆的；
（十一）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驾驶超长、超宽、超高机动车辆或运载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有第（五）项至第（十）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暂扣车辆；有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收缴无效的机动车牌证及驾驶证，没收非法安装的警灯、警报器；有第（
八）项、第（九）项、第（十）项规定情形之一并且不能提供合法来源的，应暂扣车辆、收缴号牌及行驶证，查清情况后，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二条 明知车况不良或驾驶员身体不适，单位或车主强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造成交通事故的，除依法对驾驶员处罚外，对单位或车主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负责人或有关责任人员处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对非法制作机动车牌证和驾驶证的，没收非法制作的牌证、驾驶证和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非法发放机动车牌证、驾驶证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上级行政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机动车违反装载规定，每超载一人，处十元罚款；每超核定准载量百分之十处五十元罚款，并责令其立即改正。
第十五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可以处警告、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牌证不全或者无牌证的非机动车的；
（二）自行车载物超高、超宽、超长的；
（三）非机动车逆行或者骑自行车载人的；
（四）驾驶非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行驶以及不按规定停放车辆的。
有前款第（一）项规定行为的，暂扣车辆，查清情况后，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十元罚款：
（一）违反交通信号通过人行横道的；
（二）翻越、钻越交通隔离护栏的；
（三）在机动车道行走或者兜售物品的；
（四）乘车人往车外抛撒物品或者妨碍驾驶操作的；
（五）在道路上打场、晾晒粮物等影响车辆通行的。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改正，限期恢复原状；情节较轻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损坏或者擅自移动交通安全设施或者以其他方式影响交通安全设施正常使用的；
（二）在城区道路施工现场未按规定设置安全围栏、警示标志和留出人行通道的；
（三）未经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或不按批准要求，占用道路或者在道路上设置路障、招牌、交通标志标线的；
（四）在主干道上从事修车、洗车经营活动的；
（五）在道路上倾倒、撒漏垃圾、沙石、淤泥渣土和油污等妨碍交通安全物品的；
（六）未经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开设路口或者未按限定期限恢复原状的；
（七）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将车辆改型改色或改变主要技术参数的。
有前款第（七）项规定行为的，限期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且不符合安全运行条件的，强制报废，并视其情节轻重，每擅自变更、改装一项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同一辆机动车在一月内有五次以上违章的，可以对该违章车辆采取滞留措施，滞留的时间不得超过十日。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按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可以给予吊扣驾驶证处罚的，应当依法给予吊扣驾驶证的处罚。
因吊扣驾驶证或车辆牌证可能对企业、事业单位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被处罚人或单位可书面向扣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改扣证处罚为罚款处罚，扣证一日可改二十元罚款处罚。
第二十条 设置停车场必须报经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停车场予以强行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对设立单位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注销驾驶证和异地委托管理登记证：
（一）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不接受对其违法行为处理的；
（二）年度审验期内，被记录闯红灯十次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二十次以上的；
（三）被暂扣、吊扣驾驶证后，假报被盗、遗失补领驾驶证的。
被注销驾驶证的，二年内不得申请领取机动车学习驾驶证。
第二十二条 对军车、警车及其他特种车辆和驾驶人员，在非执行特殊任务时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处罚程序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规定的处罚，按下列权限行使：
（一）对当事人处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由执勤的交通警察或由委托的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依照本条例作出决定；
（二）对当事人处五十元以上的罚款、吊销和注销驾驶证、滞留车辆以及没收非法装置和非法所得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决定；
（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没收车辆和拘留的处罚，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
第二十五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以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对当事人作出二千元以上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罚款和作出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第二十六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暂扣的机动车辆，应当在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返还；对当事人超过三个月不接受处理或者经通知不认领的，应当登报送达或告知；对登报送达或告知后一个月仍不认领的，按无主物品处理。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未能提供合法来源而暂扣的车辆，如查明涉嫌走私、盗窃、诈骗、抢劫等刑事犯罪的，应及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第二十七条 罚款处罚实行罚缴分离制度。当事人或者车主受到罚款处罚的，应当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交纳罚款。逾期未交纳的，按每日增加罚款五元，与原处罚款合并执行，由银行代收。
被暂扣车辆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车辆拖吊费、停车费。

第四章 执法监督
第二十八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交通管理执法的社会监督制度，聘请社会各界人员，对交通警察的职务行为实行社会监督。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设立受理举报的专门机构和举报电话并登报公布，对公民的举报及有关建议和意见应当及时办理，并将办理情况答复举报人或建议人。
第二十九条 市公安机关对本市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及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负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发现处罚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对违法处罚行为应当及时主动地予以纠正，因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除依法赔偿外，应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追偿。
第三十一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止执行职务，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道路交通违章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二）接到交通阻塞或交通事故的报警，不及时赶到现场处理的；
（三）暂扣车辆、证件不在规定时间内上交或使用暂扣车辆的；
（四）处罚时不出具收据、处罚决定书，暂扣车辆、证件不出具暂扣凭证的；
（五）故意损毁当事人证件、物品的；
（六）刁难、侮辱、打骂当事人的；
（七）非执行职务拦乘车辆、私收罚款或其他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
（八）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上一级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当事人愈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公安机关负责解释，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1999年5月28日
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高 ?*


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