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工劳动模范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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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伤害的安全防范

章建国


　　2010年连续六起重大校园伤害，让所有的学生家长都陷于焦虑之中。虽然，国家法律法规针对校园伤害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但是，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每个主体的责任意识淡化，不能有效防止伤害事故尤其是恶性伤害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分析目前校园伤害的特点，针对不同伤害产生的根源，找到化解校园伤害的方法，从制度层面解决学生的安全问题。校园伤害事故具有异于其他伤害事故的特点，特别是年幼的没有行为能力的学生，更易受到伤害。所以，在学生集中的场所，应当加大管理人的管理责任。只有预防措施科学到位，法律责任清晰明确，才能防患于未然。
　　主题词：校园伤害、学生安全、法律责任、预防措施。
　　一、我国学生安全的现状
　　本文所称学生，主要指未成年学生。我国学生安全状况堪忧，虽然没有学生安全白皮书公布于世，但是，学生涉及千家万户，社会反响很大，见诸报端或网络更是长篇累牍。由于某些侵权人的威胁或恐吓，受到伤害的学生不敢将被伤害的情况告知父母或老师，更毋谈报警了，所以，很多伤害只能留在学生的心里，而见诸报端的反而是冰山一角。也许，这种心理的伤害持续的时间更长，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心理阴影。很多阳光少年会突然间胆怯萎缩，学习成绩也滑坡很快，多半是这种心理阴影造成的。更何况，我国每六个学生中就有一名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本身即易陷于孤独，当伤害来临时，他们更是感到孤立无援。据南方日报某项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比其他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出现意外伤害的比例要高出许多。因此，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更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学生伤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语言伤害、校园设施伤害、饮食卫生伤害、教职工传染病伤害、运动伤害、学生嬉闹造成伤害、体罚欺凌、校园勒索、校园同伴暴力、校外人员侵害学生、自虐自残轻生、性伤害、人为投毒、抢劫、绑架等，其中语言伤害、运动伤害、同伴暴力伤害成为防范校园伤害最为紧迫的问题。此外，校外人员进入校内的伤害规模更大，强度更强，某些学生之间的纠纷没能得到及时解决，学生也会勾结校外人员参与打斗，令学生不寒而栗，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如果学校不能采取断然措施，寄宿学生只能生活在恐怖之中。
　　二、校园伤害事故中的基本问题
　　1、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和特点
　　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是目前对学生伤害事故比较权威的解释。其所指的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学生伤害事故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事故的责任主体多数是出自疏忽大意、过失、渎职，很少是出自故意伤害的意图。第二，绝大多数的受害者是未满18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处于此年龄段的人顽皮好动，自我保护能力和预见行为后果能力较差，容易受到伤害，且往往是混合过错。第三，事故处理牵涉多方利益。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学校教育管理保护责任履行程度、学校的过错大小、双方混合过错是否存在以及各自过错大小、是否有校外人行使加害行为等。事故处理常常涉及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行政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者其他加害人。第三，事故处理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赔偿，承担行政或者刑事责任的比例较小。但是，巨额的赔偿数额让经费不足的学校处于尴尬境地。
　　2、学生伤害事故的构成要件
　　根据侵权行为法原理，学生伤害事故的构成要件是指导致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侵权人或者相关主体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四个方面：⑴责任主体的违法行为是产生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前提。行为的违法性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责任主体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如教师的体罚行为、让学生做某项不应当做的事务等。所谓不作为即当法律明确规定责任主体应当履行某项职责或者应尽某项注意义务而责任主体没有履行或者履行不充分时所产生学生伤害事故，那么可以认定责任主体因不作为而构成行为违法。如果没有行为的违法性就无所谓伤害事故。⑵伤害结果是学生的人身权受到伤害。没有伤害的后果，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伤害结果包括健康伤害、身体伤害、生命伤害、精神伤害等。⑶违法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学校没有疏于教育、管理、保护义务，那么学校就不承担损害赔偿，只能由侵害人或者侵害人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⑷责任主体主观上有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学生伤害事故主要是主体过失造成的。过失又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盲目自信的过失。不论是那种过失，其表征都是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当一般人都应当注意到而责任主体没有注意到则构成重大过失，承担更多赔偿责任。
　　3、判断学校具有过错的标准
　　对于过错，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分，笔者认为，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时，应当依据客观说来判断学校是否有过错。学校作为法人，对于伤害事故的发生不能考察其主观心理状态，相反，如果从学校对于履行法定的教育管理保护学生法定职责（很多法律规定了学校的具体注意义务）的程度来判定学校的过错程度更具有客观性。即使在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正常人的合理注意标准也可以判定学校是否有过错和过错的大小。不管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人民法院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依据客观说才能具体判断学校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学校的注意义务不是一定的，必须针对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活动内容而具体分析学校的注意义务。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只要学校尽到法定的或合理的注意义务，学校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4、学生伤害事故的种类
　　学生伤害事故依据责任承担主体可以分为三种：学校责任事故、学生及其监护人责任事故、第三人责任事故。当然，在后两种事故中，如果学校有部分过错的，仍然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学校责任事故又可分为：⑴学校管理责任事故，包括校舍及其设施设备事故，学校安全管理事故，饮食管理失职事故。⑵学校教师责任事故，包括教师违反工作规程、职业道德造成的事故，教师体罚学生造成的事故，教师不履行保护义务而发生的事故，教师不履行警示、告诫、制止义务造成的事故等。⑶学校保护责任事故，包括组织活动不安全，对学生身体关照不力，救护不及时，未履行告知监护人义务等造成的伤害事故。⑷其他学校责任事故。
　　学生及其监护人责任事故又可分为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学生违反校纪校规造成的事故、非学校原因的学生自杀自残案件、学生特异体质未告知学校导致的伤害事故等。
　　第三人责任事故主要指教职工非职务行为导致学生伤害的事故和学校外部人员对学生的侵害造成的伤害事故。
　　三、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的认定
　　1、学生伤害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通说，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三种，即过错责任（含推定过错）、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学生伤害在与学校关系中，学校主要承担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遭受的伤害，推定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有过错，但是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所遭受的伤害，学校只承担普通的过错责任。另外，如果是因为校舍及其设施设备事故以及饮食管理失职事故导致学生遭受伤害的，也可以推定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具有过错。目前有些地区颁布的地方规定让学校在没有过错的前提下也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这就所谓公平原则。例如《上海市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第13条规定：“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的原则，由当事人适当分担经济损失。”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让学校或者教育机构承担公平责任可能导致公平责任的滥用，威胁过错责任原则的正义与安全。况且，由法官“按照实际情况”去裁量，必然降低法律的安全性，使得同样的伤害得出悬殊的赔偿数额。如果公平责任尚且不能推广，那么，无过错责任则更不能适用于学生伤害事故中，否则，势必导致学校对学生活动的无限抑制，最终只能培养一群温顺的绵羊。与国家的人才战略背道而驰。
　　2、学生伤害的责任承担
　　学生伤害的责任承担主体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校外第三人对学生所造成的伤害。例如2010年上半年连续六起的幼儿园、校园凶杀案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当然应当由凶手承担刑事责任和民生赔偿责任，如果学校疏于防范，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种特发的凶手案，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确实是无力防范。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这是深层社会矛盾的反应。对于这样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伤害事故，让学校承担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学校也不堪重负。对于2010年上半年的六起重大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没有一起让学校承担赔偿责任也说明了社会的正常判断。第二种是学生之间游戏或嬉闹造成的伤害。学生的好动贪玩的特点，注定学生之间会追逐打闹，一不小心就造成伤害。对于这种伤害，学校只要尽到教育告诫义务，就不应当由学校承担责任，而此时的赔偿责任主体，只能是学生及其监护人。第三种是学生自己不小心造成自己的伤害或者自杀自伤造成的伤害。只要此种伤害非学校因素导致，则只能是学生自己承担损害的后果，而不应当按公平原则让学校再承担责任。第四种即使学校的过错（含推定过错）造成学生的伤害。此种伤害，学校无疑要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是，学校的教育管理保护的瑕疵固然是导致伤害的原因，但是，对于不同的学生的行为习惯应当要分清其原因力的大小而区别对待。有时冥顽不化的学生真让学校无计可施，这样的学生最易给他人或者自己造成伤害，但往往学校的管理并非无懈可击，如果此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让学校承担过大的责任是绝对不利于教育管理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所以，保护某一个体利益时，千万不能给整体利益造成伤害。
　　四、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依据
　　1、宪法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用了大量篇幅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护公民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同时，宪法是制定具体法律以保护学生安全的最高宪法依据。
　　2、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三节对侵权的民事责任作了一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四十条对学生的伤害的民事责任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权利有详细的保护条款。
　　3、规章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学生及其监护人、校外第三人等角度，将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处理办法，赔偿方法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是目前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主要依据。另外，北京、上海都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就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制定了相应的规章。
　　4、司法解释
　　为了细化《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便于法官具体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前后出台了三个司法解释，即“民通意见”、“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该三个解释，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有效地指导了各级法院审理学生伤害事故案件。
　　五、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
　　1、法律保障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给人以深刻的教训，据统计，死亡的学生所占比例非常之大，令汶川的父母无法面对。究其原因，就是对于人员高度密集的教室的建筑质量、防震等级没有强制性规定，今年智利同样强度的地震，几乎没有学生死亡，当归功于智利政府对学校建筑的严格要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必须尽快从法律层面对校园建筑的建筑质量、消防安全、公共通道设置以及学生活动区域的安全保障等做出强制性规定，并且实现终生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未成年人的安全才能受到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学生饮食安全也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应当规定供应中小学生饮食实现准入制度，将黑心商贩拒之门外。学校的公共卫生标准也应当更高，因为未成年人的抵抗能力要比成年人弱得多。
　　2、强化责任意识
　　根据法律规定，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具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所以，作为专门的机构，要善于发现可能造成学生伤害的情形，有针对性地教育、告诫、帮助，对有些常发事故应当责任到人，必要时可以向家长发放告知书，并要求家长反馈意见。只有学校及其教师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
　　3、安全教育常抓不懈
　　汶川地震中有一所中学在地震来临时，仅用3分钟就将1800多名学生疏散到安全地带，没有造成一名学生伤亡。该校不仅平时训练学生如何防震、如何防火、如何防溺水，还训练学生如何防范抢劫、强奸、凶杀等暴力性犯罪。事实证明，该校的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杜绝多数学校所做的把安全教育当成应景文章的现象。
　　4、学生的自我保护
　　每个学生，不仅要懂得生活常识，而且要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只有学生自身掌握了应对各种伤害的保护方法，才能切实防止伤害发生。
　　总之，对于我们的未来----未成年人，我们不仅从生活上给予照顾，更应当从心理上予以关怀。要从法治建设的高度去规划未成年人的生活道路，学校、社会和家庭都应当担负起各自的职责，让问题学生的问题得以解决，让留守儿童不再孤独，让所有的学生有一个安全、文明的成长环境。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书目：黄乐平：《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流程和赔偿标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从诉权看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扩大

金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就形同空文，诉权正是这种保障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1款的规定不恰当地缩小了民事诉讼启动主体范围，限制了公民的诉权。目前学界所通行的诉权二元论所存在的缺陷也不利于对诉权进行完善的保护。有必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对诉权进行探讨，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诉权 权利保护要件 启动主体 制度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直接利害关系通常被定义为两层含意：请求法院保护的民事权益属于自己或受自己管理、支配并且这种利害关系是形式上的。由此可知，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得提起民事诉讼。这种对诉讼启动主体适格性的限定过于狭窄，不利于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本文将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诉权及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扩大进行分析，浅作探讨。
一、诉权是宪法权利
自然法观念孕育阶段，民众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着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nemo judex sine actore）。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西方法治的发展，诉权被许多国家确立为公民基本宪法权利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其第５条和第６条规定民众享有接受裁判、第７条规定民众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接受陪审裁判的诉讼权保障。基于二战期间人权被漠视与任意践踏的残酷现实，现代国家，尤其是德、日、意等国特别注重对人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权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新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中包含了对民众诉权的保障，新宪法第３２条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２４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自己权利与合法利益，得提起诉讼。”一些国际公约也对诉权的保障做了相应的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第１０条规定：“人人于其权利与义务受判定时及被刑事控告时，有权享受独立无私之法庭之绝对平等不偏袒且公开之听审。”《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在一件诉讼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相反，我国现行宪法甚至没有对诉权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公民即有提起诉讼、通过国家司法程序以实现其权利或恢复其权利原始状态的权利。要寻求国家公权利救济就必须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必然涉及到诉权的行使。诉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宪法基本权利中的任何一种。而我国宪法却未将其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从宪法层面上讲公民的诉权是缺乏保障的。虽从有关的诉讼制度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之事实可看出，我国事实上承认国民的诉权。但在诉权国际化、宪法化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趋势下，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诉权为基本权利以突显其宪法性地位有十分的必要。
二、民事诉权的内涵与外延
民事诉权是诉权的一种，指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我国现行民事诉权理论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虽然我国学者在移植时对其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并未改变其二元论的实质。一般认为诉权包括两层含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对于两者之含义国内学界又有不同的争论：
1、程序意义上的诉权：(a)法定权利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b)请求司法救济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c)诉讼程序请求资格说：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民事争议主体依据民事诉讼法获得的要求法院开始和进行诉讼程序以解决相关民事权利争议的请求资格。
2、实体意义上的诉权：(a)实体请求权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根据实体法规定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实体请求的权利；(b)实体权利实现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c)实体权利请求资格说：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一方依据实体法规定获得的，通过诉讼程序向相对方主张实体权利的请求资格。
法定权利说的缺陷在于，若法律没有赋予，或限制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程序上的诉权即被剥夺或限制，其实体权利无法受到有效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有此嫌疑。请求司法救济说把司法权架于公民诉权之上，司法救济似乎成为国家的恩赐，没有正确定位司法权。请求资格说把诉讼权表述成一种资格，把诉讼主体看作是民事案件的一个程序和实体的启动主体看待，一旦法院做出确认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行为，主体之诉权就得到了实现，并不关注具体诉权内容的实现。
诉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未经法定程序不可被剥夺；作为一个整体，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并为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平等地享有。结合我国当前的诉权理论并借鉴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者的观点，可引入权利保护要件说，把诉权的存在归于权利保护要件的成立。
权利保护要件可分为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和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1、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包括当事人适格要件和保护必要的要件。
当事人适格要件是指当事人就特定的诉讼标的有实施诉讼的权能。这一要件与我国民事诉权理论中所指的程序上的诉权有相似之处。只要具备这一要件，当事人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得以实体法对具体权利未做相应的规定而据绝受理。其外延体现为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和申请再审权。
保护必要的要件是指对于本案寻求司法保护的当事人，法院有保护其权利的必要，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法律上有承受法院判决的利益和权利。其外延表现为应诉权和接受裁判权。这一要件在我国的诉权理论中是缺失的，尤其是接受裁判权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更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引入此要件，对于完善我国诉讼实践有重大意义。法院可依此防止公民滥用诉权，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其次，把接受裁判作为诉讼主体的一项权利可强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把对争议事实做出公正判决作为法官的义务，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权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合理地设定保护必要要件可以改变当前诉讼主体狭隘的现状，适当地扩大诉权主体的范围，对于保护公民个人及社会利益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2、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
实体上的要件实际上是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要件，即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权利的正当性。此要件是当事人通过法庭审判最终实现诉权的关键，也是法院进行裁判的依据，具备这个要件的当事人的诉权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实体权利保护要件与二元说中实体上的诉权相类似。是当事人诉权存在与实现的实体依据。其外延表现为“胜诉权”。虽然实体保护要件究竟存在于哪一方在法庭判决前是未知的，但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争议双方之一方或第三方。若具有实体保护要件一方的相关诉讼请求得到法庭的支持，其实体权利就有实现的可能。

三、民事诉讼启动主体扩大的现实基础
只要当事人具备了诉讼上的权利保护要件且其所主张的权利具有正当性（实体上的权利保护要件），当事人就可以行使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主体的规定是基于传统的民事私法理念：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社会利益也就得到最大满足，因此个人只需关注其自身利益（直接利害关系）即可。
现实恰恰与此相反。公民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关注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若社会利益妨碍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就可能因此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另一方面，若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以促进个体利益最大化，个体就会积极地参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出于个体自己管理、支配之外权益的受损很可能对个体的直接利益产生影响。如果直接利害关系人不提起诉讼，相关的危害行为不被制止，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在防止公民滥诉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地扩展诉讼主体的范围，扩大公民对自身利益关注的正面效应。诉权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广泛地为公民所享有，未经法定的原因和程序，公民的诉权不能被剥夺。诉讼主体对于损害自己权益的事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此类诉讼纠纷是法院对民众的义务，立法、司法机关不应就此种损害对诉讼主体有否“直接利害关系”设置诸多限制。
其次，社会是由个体有机组合而成的，社会利益需要全体成员共同维护，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个体利益的损益并非不涉及国家、社会的利益；社会、国家利益的波动也会影响到个体权益的实现。当某危害事实出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仅与此危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因危害事实间接遭受损失的相关主体也应可提起诉讼。
其三，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并非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包括了部分商事案件、经济法案件和劳动法案件。在对上述案件的处理中，其价值理念和传统私法理念是有冲突的。这些案件不停留于个体私益层面而更多地涉及公众利益，当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必要时个体利益应让位于公众利益。若法律规定上仍将诉讼主体资格局限于传统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就无法对此类纠纷做出有效的调整。
四、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构建
为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社会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公民诉权的实现，很有必要放开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主体资格限制，扩大民事诉讼启动主体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资格的设定可从两个层面进行界定：一般民事诉讼案件启动主体和特殊民事诉讼案件启动主体。
（一）一般民事诉讼启动主体
一般民事诉讼是指传统民法所规定的仅涉及个体利益或虽涉及团（群）体利益但是此团（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此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所进行的诉讼。其启动主体即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特殊民事诉讼启动主体
与案件有关的法益虽不直接涉及个人利益但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此而进行的诉讼为特殊民事诉讼，如对部分经济法、劳动法案件所进行的诉讼。此类案件的诉讼启动主体则可扩展到“检察机关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1、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
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是与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相吻合的。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现行诉讼法体系，检察机关在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直接监督方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种事后监督形式单一而缺乏操作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不相称。
为更好地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职能，同时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应该具有完整的、全面的诉讼监督权，这种“完整性”、“监督性”应直接体现在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享有诉权。
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相关团体，其所关注的绝非仅仅只有与其直接相关的利益。当事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也使得他们在关心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件之外，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了诸如环境公害、垄断之类的案件。通过放宽起诉条件，扩大民事诉讼的启动主体范围，对鼓励公民积极维护其权利，充分发挥法人及社会团体相对于公民个人在民事诉讼中的物质及技术优势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书目
1、《民事诉讼法》，江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