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转市计委《贯彻实施国家计委拟定的〈关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产品以产顶进办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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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光山县人民法院 冷宝阳


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
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3、加强传媒监督的专业化建设。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同时编审机构应聘请法律专家对司法报道把好政策法律关。
4、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传媒可以监督司法活动，然而，当前在我国却缺乏对传媒不当监督的有效处罚机制。因此，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由于媒体报道失误而损害司法公正的，轻者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重者则承担刑事责任，如诽谤罪或增设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新闻行政主管机关还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30日浙江省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1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1994年12月20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的编制
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议案的提出
第五章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审议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表决和通过
第七章 地方性法规的报批和公布
第八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修改和废止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规，保证地方性法规质量，使制定地方性法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性法规，是指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经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地方性法规根据内容、性质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采用条例、规定、办法等名称。
第四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并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之间应协调、统一。
第五条 下列事项属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
（一）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本省的地方性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需要作出的具体规定；
（二）属于本市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三）市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第六条 地方性法规一般应具有以下基本内容：立法目的、立法依据、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生效时间、执行和解释等。
第七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循以下程序：编制计划；组织起草；提出议案；审议和通过；呈报批准；公布施行。

第二章 地方性法规立法计划的编制
第八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编制年度立法计划。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一般应于每年九月底以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下一年度拟立法的计划项目。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各工作委员会、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向市人民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
市级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
第十条 依照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提出立法建议的，应当提交《制定地方性法规建议书》。
《制定地方性法规建议书》的主要内容是：地方性法规名称、立法依据、立法宗旨和目的、需要规范的行为和采取的法律对策、起草地方性法规的单位、提请审议的时间安排等。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法制局应分别对《制定地方性法规建议书》进行初步审查，提出是否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意见。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工作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提出的年度立法计划项目和立法建议，于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经主任会议审查后报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年度立法计划应严格执行，确需调整变更的，应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有关工作委员会提出的意见，提请主任会议决定，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
第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按下列分工进行：
（一）有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和自身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起草；
（二）有关市人民政府工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起草；
（三）有关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分别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起草；
（四）有关社会团体工作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有关社会团体起草。
前款（二）、（三）、（四）项规定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主任会议认为需要直接起草的，可指定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第十三条 负责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部门、单位，应当确定部门、单位负责人具体负责起草工作，成立起草工作小组，并按年度立法计划确定的时间完成起草任务。
负责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部门、单位也可委托有关院校、科研单位和专家、学者进行起草工作。
第十四条 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有关工作委员会在有关部门、单位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时，可派员参与起草和协调工作。

第十五条 主任会议或有关工作委员会根据需要，可听取有关部门、单位关于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工作的情况汇报，督促起草工作，并对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第十六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充分发扬民主，注重调查研究，认真做好征求意见和协调工作：
（一）对本部门所属单位之间的不同意见，由负责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部门组织协调；
（二）对本市有关部门、地区的不同意见，属行政管理范围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属地方政权建设、社会团体方面的，由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协调；
（三）地方性法规草案涉及审判、检察工作的，应征求审判、检察机关的意见。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议案的提出
第十七条 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应由主要负责人签署，正式行文报送。
第十八条 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应当同时提交该地方性法规草案文本、说明、依据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等有关资料。

提议案人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的30日前，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及有关资料送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第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制定法规的宗旨、必要性、可行性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二）法规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三）法规草案的起草过程和有关方面对法规草案的主要分歧意见以及协调结果；
（四）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第五章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审议
第二十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有关工作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委托进行初审，并向主任会议报告初审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议案，由主任会议根据有关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初审意见，决定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议案，由主任会议根据有关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初审意见，决定是否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提议案人说明情况。
第二十二条 主任会议认为地方性法规草案涉及的重大问题还需要调查和协调的，可以要求提议案人进行调查、协调和修改，也可以要求有关工作委员会会同提议案人进行调查、协调和修改。
主任会议根据提议案人或者有关工作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调查、协调和修改意见，再按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及时印发市有关部门、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以及其他有关单位、人员征求意见。必要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在报刊上刊登或采取其他方式，广泛征求公民意见。
被征求意见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就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合法性、可行性和规范性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在指定期限内告知有关工作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之前，将地方性法规草案送交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征询意见。
第二十四条 负责初审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有关工作委员会，应当将各方面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及时整理报告主任会议。
第二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的7日前，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及有关资料送交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时，提议案人应当向全体会议作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可委托其组成人员或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全体会议作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初审报告。
第二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可以分组审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提议案人应当出席或列席会议，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可以经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也可以经两次或两次以上会议审议通过。
第二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审议后可以在本次会议通过的，由负责初审的有关工作委员会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单位根据会议审议意见，在会议期间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修改，并就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说明。
主任会议根据有关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和修改情况的说明，决定将该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提交本次会议继续审议，并委托主任会议组成人员或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全体会议作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第三十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审议后需要提交下次会议继续审议的，由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负责初审的有关工作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单位根据会议审议意见，在闭会后对地方性法规草案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和修改，并就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说明。
主任会议根据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和修改情况的说明，决定将该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提交下次会议继续审议，并委托主任会议组成人员或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全体会议作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第三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时，有较大分歧意见的，可以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全体会议同意，暂不交付表决，交有关工作委员会和提议案人进一步研究修改。
第三十二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研究，并征得多数委员同意，对该地方性法规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时，认为有必要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经全体会议同意，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表决和通过
第三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交付市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地方性法规草案交付表决前，应当宣读地方性法规草案全文或修改的条文。
第三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地方性法规草案，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三十六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因特殊原因决定不交付表决，或者交付表决后没有通过的，提议案人应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办理。

第七章 地方性法规的报批和公布
第三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应依法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报请批准时应当提交报请批准地方性法规的书面报告、地方性法规文本及其说明。
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地方性法规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具体工作。
第三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由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市人大常委会公告以及公布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在《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宁波日报》上全文刊登。
第三十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地方性法规公布之日起20日内，将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公告及地方性法规文本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第八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修改和废止
第四十条 地方性法规由市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属于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地方性法规授权的机关负责解释。有关机关为执行地方性法规作出的解释或制定的实施细则，必须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四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已公布施行的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废止的，提议案人应提出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议案，提出修改地方性法规议案的，应同时提出修改文本或条文，并按本规定有关程序办理。
市人大常委会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取代原地方性法规的，应在新地方性法规中规定原地方性法规废止。
第四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议案，应当作出关于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并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予以公布。作出修改地方性法规决定的，应当同时公布修改后的地方性法规文本。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经费，由市财政部门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编制的年度立法计划予以安排、落实。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8年7月1日宁波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4年12月20日